人们很多的犹豫、困惑、痛苦、恐惧，包括无聊、自轻自贱、无耻，都是由于没有看清生命的价值所在。人们都说生命的价值在于人生只有一次，而其实对有些人来说你就是给他九条命，她的人生也是丝毫无价值的，你给他一百次生命，他可能糟蹋一百零一次；而对有些人来说你给他半条命，它不但活出一个完整的人生来，而且活得很有价值、很辉煌，如明末的夏完淳，按虚岁算，人生只有十七年，武能起兵抗清，气冲牛斗，诗文有《夏内史集》和《玉樊堂词》。《别云间》一首抒写被清廷逮后的心情，其“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两句足以震撼千古，比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更加悲壮。

其实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他只有一次，而在于生命的质量。其生命在顺境中少有大志，忠孝仁义，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齐全，福、禄、寿兼得，最后成十全老人，这固然能体现生命的价值。但生命的价值主要在于逆境中能孤注一掷拼得一次的生命，无愧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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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末孤竹君之二子曰伯夷、叔齐，为义而逃亡西周，后文王死武王立，起兵伐纣，遂有天下，伯夷、叔齐以为武王以臣伐君不义，遂逃归首阳山不食周粟，采野菜为食，有人又告诉他们，这野菜也是周朝的，于是连野菜也不吃了，宁愿饿死。这义字在我们现在看来就是迂腐甚至反动，但他们就愿意为了一个心中的义字而宁愿丢弃生命，他们也就获得了生命的价值。

如果说伯夷、叔齐为义而死还算是比较温和，那明朝方孝孺为义而死得就很惨烈了。当此之时，燕王朱棣起兵夺了侄子朱允炆的帝位，朱棣命方孝孺起草登极诏书，他宁死不从，最后不但他被车裂于市，而且连累十族受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诛杀十族的惨案。按说方孝孺就是老朱家一个大臣，老朱家的叔叔夺了侄子的地位，皇帝还姓朱，与方孝孺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就是迈不过心中义字那个坎儿，他也因此而获得了生命的价值。

如果说伯夷、叔齐和方孝孺的死还是心中一个自我的义字，那陈胜、吴广的死就有了诛灭暴君、消灭暴政的大义的意义了。按当时秦始皇和秦二世荼毒天下，并非仅荼毒陈胜、吴广二人，大泽乡失期当斩的戍卒也有九百人，并非仅陈胜、吴广二人，既然天下人都能忍受暴政，九百人都能木然面对死亡威胁，陈胜、吴广二人为什么就不能，这说明陈胜、吴广二人对生命价值的要求和别人不一样，他们不愿受欺压而死，不愿无意义而死，愿意关键时候举大义而死，为国而死，像壮士一样而死，而且敢于挑战命运，不相信王侯将相都是天生贵种，王侯将相也应该轮流做。正因为此陈胜、吴广二人就获得了不一般的生命价值。

如果说以上几位贤人英雄的死都还仅具有落后时代的积极意义，那清末民初辛亥革命时期仁人志士的死就具有了争自由、争民主的近代价值。自诩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死于监狱方二十岁，但他短暂的一生为争自由、争民主、反专制摇旗呐喊，奔走呼号，他和他的著作《革命军》都足以彪炳史册。当时湖南有几个义士为国人觉醒而甘愿蹈海而死，陈天华为其中之杰出者，死时年仅三十岁。陈天华的一生就是争自由、争民主、反专制、渴望中华民族振兴的一生，他的愿望虽没有直接达到，但他死后国人觉醒了，他的《警世钟》使国人《猛回头》观照自己，观照历史，观照天下大势，前赴后继，慷慨捐躯，终于推翻清廷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前途。其他如宋教仁、蔡锷、秋瑾、徐锡麟、朱执信等等一大批英烈都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获得了万世不朽的价值。

还有如历史学家翦伯赞、翻译家傅雷等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万马齐喑的形势下，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遭受无端的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威胁无处不在，恐怖无处不存，人格几近不保，在此形势下不死不足以表明态度、立场，不死不足以表达愤怒、尊严，不死不足以保护人格、价值，于是翦伯赞和傅雷他们偕同老妻双双从容饮药体面而死。用自己的死获得了生命的价值。

如有人遭社会所迫，命运使然，困顿潦倒，衣食不保，自食其力已无可能，苟延残喘必致摇尾乞怜，至于投身黑道，为匪为盗，那是奇耻大辱，当此之时唯有一死了之，死是无上选择。他用死保住了尊严和正义，从而获得了价值，如无生命，那尊严和价值必将尽失。

再个人要三省吾身，反省的载体就是生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在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最后就用生命解决，而不至于一错再错，无可奈何。也就是说生命替我们把了最后一道关，他用死解决了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这难道还不能证明生命的价值吗？

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不就是不要生命了吗？不要了生命保住了义，恰恰是获得了生命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说，没有生命就很难有义，有了生命就可以以命换义。

看来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有，而在于无。这就是生命有价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