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丁茜雯         编辑 | 范志辉

“28年做一个歌手，站在台上被人侮辱，被欺负，有人在乎这个感受吗？”

最近，随着李玟生前控诉《中国好声音》的录音和视频在舆论场的持续发酵，社会各界问责《中国好声音》与浙江卫视对逝者不尊重、赛制黑幕的舆论愈加激烈，也波及到节目背后的制作方灿星文化。

(相关资料图)

8月17日，节目组先是发声明称录音为“恶意剪辑”，但被李玟姐姐打脸“网传视频是实”；8月20日，浙江广电集团就《中国好声音》节目引发的争议作出回应，表示将进一步调查核实；8月21日，“灿星内部人士称好声音会正常录制播出”的热搜登上微博前列。该内部人士表示，相关主管单位对《中国好声音》充分肯定，灿星文化会用优质作品回馈观众、社会。

接二连三的傲慢言论，也令大众愈加愤怒，讨伐之声也蔓延至节目制作方灿星文化背后的母公司星空华文以及广告品牌方。

资本市场的反馈最直接，截至8月22日收盘，星空华文股价报58.7港元，总市值约233.9亿港元，三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超50%，股价腰斩，总市值蒸发近260亿港元。而目前，《中国好声音2022》的豆瓣评分也跌至2.4分，康师傅、安慕希、京都念慈庵等广告合作方也面临着社会大众愈加强烈的“联名抵制”，其中伊利集团因为“安慕希主播骂网友“事件，市值缩水约24亿。

对此，我们也抱有疑问，行至第12个年头的《中国好声音》，到底为何如此“傲慢”？

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大众对于《中国好声音》的关注焦点，源自李玟在录制期间遭受到浙江卫视节目方的不公平及恶意对待，这也是普遍认为造成李玟患上抑郁症轻生的直接原因。

在8月17日曝光的那段长达9分钟、疑似李玟声音的录音中，她愤怒直指“他们（中国好声音）都是一堆坏人，去整我，因为我说真相，他们要跟我动手，他们说，你必须要离开这个舞台”。录音中也提到表示，李玟当时被邀请参加节目时已身患乳腺癌，但哪怕“命都不要”，就是想要帮助爱好音乐的年轻人。

不过，李玟在录制过程中发现赛制不公，为了学员能有表演机会，据理力争的她也被节目组警告，如果不主动和解，她名下学员也将无法登台，反之则能够再得到一个表演机会；同时，李玟也指出，由于节目组在录音过程中支走本应搀扶自己的学员，才导致其强忍腿伤疼痛献唱，摔倒在舞台上。

对此，《中国好声音》也在同一天火速回应，称录音“是部分自媒体账号在网络平台散布并经恶意剪辑”。但后续，一则清晰的实况视频也随之流传出来，画面中李玟的怒吼与节目组的交谈，更加佐证了录音的真实性，双方更是发生了肢体推搡。

耐人寻味的是，早在2022年，李玟的内地粉丝群中便传出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在录制期间与李玟产生巨大矛盾，并导致其摔倒加重腿部受伤，这也在后来严重影响李玟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在凤凰网娱乐的求证现场知情人士后，这段录音、视频也被进一步确认为事实真相，不存在恶意剪辑。

其中，李玟战队学员王泽鹏作为当事人，也在8月20日发文表示因手机被没收，且节目组导演团队也对此只字未提，因此没能知晓李玟提的更改合唱和走位细节，导致在录制舞台时全程背对李玟，乃至摔倒也未能及时发觉。而李玟也在聊天中称，“自己从业28年，从来没有碰过一个这么可恶的导演”。

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之下，《中国好声音》他届参赛学员李嘉捷、徐海星，李玟战队学员王泽鹏、周菲戈，圈内明星韩红、金星、杨培安、甄妮，乃至匿名工作人员等多方纷纷站出指证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存在大量黑幕，诸如花钱保名额、一个导师转身几十万、海选内定、强迫签约、威胁学员等爆料层出不穷，并牵扯出浙江卫视其他节目争议。

比如2010年，金星所参与的浙江卫视音乐选秀节目《非同凡响》行至决赛之际，本为导师的金星被临时“下课”，金星也对此直言不讳浙江卫视“就是流氓、很龌龊”且“内部很乱，制作平台、制作手段都挺低劣的”；而作为《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导师的刘欢也在2016年对节目提起诉讼，陈奕迅更是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要求自己特殊关照某些学员，被迫按下转身。

李玟、陈奕迅、金星等艺人所难以接受的“剧本”，却也正是综艺节目的惯用套路。

业内资深综艺编剧“黄小申”（化名）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到，有选拔性质的强竞选类节目比赛结果受到主办方干预非常多，其也在正式录制中被要求“想办法让哪个艺人晋级，哪怕票数不够”，而有些坐在导师席位的艺人也并非完全配合，十分抗拒暗箱操作，会表达出下次不会再参与该节目录制的想法，“在这个过程里，每个艺人给自己留的底线其实是不一样的”。

种种压力之下，浙江广电集团也于20日晚间回应称将“进一步调查核实，并真诚欢迎广大观众和网友监督”。但这一回应却并未安抚大众怒火，愤怒的网友更是从人道主义层面出发，细数浙江卫视罔顾人命的“七宗罪”，包括恶意报复李玟、高以翔猝死、释小龙助理溺亡、赵丽颖与范文芳夫妇先后经历溺水等事件。

姑且抛开这些不谈，近些年来，《中国好声音》及其背后的制作方灿星文化、负责学员演艺经纪签约内容的梦响强音，早已面临商誉减值亏损这一大难题。

尤其在梦响强音于2020年、2021年产生7.68亿元的巨额商业减值后，《中国好声音》便已然在此前的压榨学员、雪藏学员以及旗下艺人诸如梁博、黄霄云、希林娜依·高等艺人规划并不清晰理想等问题中，失去了大众信任。

而“李玟事件”的爆发，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灿星文化和背后利益集团的这摊烂账彻底搬到了台面上。

“好声音”背后的迷雾

把时间倒退回2012年，彼时的浙江卫视跟随卫视改革大潮，在属浙江省政府领导下开始深耕综艺市场。

当时，浙江卫视引入荷兰《 The Voice Of Holland》版权打造出《中国好声音》，以制播分离的创作模式与星空传媒旗下子公司灿星文化达成合作。所谓的制播分离，即制作方与播出方均为独立运营，但在节目制作方面却鲜有成功案例，直到《中国好声音》出现才为业内提供了新思路。

浙江卫视、灿星文化两者之间，形成制播分离的同时也达成了投资分成的合作。但合作有一道底线约定，如果低于这条线则灿星文化向浙江卫视赔偿，高于这条线则两者分红。而这种模式也同样可以看作是“对赌协议”，是不留双方余地、全身心投入节目制作、运营的一种合作方式。

据《中国好声音》工作人员透露，这种合作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赌博色彩，但一旦收视率走高，回收效益就会极为可观，最大的优势便是上不封顶。

比如在近期，《中国好声音2023》在李玟录音曝光后仍旧登顶全国收视率第一，便意味着节目“成功了”，不仅广告价格会翻倍增长，浙江卫视、灿星文化所能够分成的利润也会走高。正如第一季广告收入便高达3.5亿元，远高于《中国好声音》制作投入1亿元；而在第二季决赛播出期间，广告费更是达到了15秒380万元的惊人价格。

可以说，也正是因这一大胆的尝试，给国内各大电视台“打样”的浙江卫视与灿星文化也达成了深度捆绑，在内容、传播以及商业模式上达成了标杆性的效应，《中国好声音》也在此之后一跃成为了国民IP。

这也加速了星空华文开始向资本靠拢，自2013年便开始进行股权变更，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正是华人文化，以及出身自浙江卫视的星空华文CEO兼灿星文化总裁田明和灿星制作总裁金磊、星空华文副总裁徐向东，合计共持股79.42%。

但同时，伴随着《中国好声音》的稳步前进，浙江卫视、灿星文化也陷入了吃老本的摆烂。

一方面，纵观在往年支撑起浙江卫视收视率的两档头部综艺《中国好声音》与《奔跑吧》，均为外国引入版权的再变形，形式更是换汤不换药，审美疲劳频发；另一方面，2016年《中国好声音》版权出现“李逵李鬼”的纠纷事件，荷兰版权方Talpa宣布与灿星文化结束合作后转手将五年开发版权卖给唐德影视，唐德版“好声音”也将落户某一卫视。最终，灿星文化不得不以超过5亿元的侵权费用拿回版权，将改名为《中国新歌声》的“好声音”再度带回大众视野。

不难看出，即便是大出血也要拿回“好声音”的灿星文化与浙江卫视，实际上早已陷入了对于单一IP的过度依赖困境。

在灿星文化母公司星空华文于2021年提交的招股书中显示，星空华文的营收主要依赖综艺节目IP制作、运营以及授权业务，其商业模式中综艺业务占据7成以上，而《中国好声音》更是促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综艺节目IP创造商和运营者。

但作为老牌综N代，历经十多年的《中国好声音》虽仍然是星空华文旗下节目收视率、收入等指标第一，总体营收却在历年来持续走低。比如2019年星空华文自《中国好声音》获得的分成为4.9亿元，而2020年、2021年则降至3.24亿元及2.51亿元，毛利方面更是从2019年的2.29亿元骤降至2021年的560万元。

更为严峻的是，星空华文总营收也受到极大影响，2019年-2021年总营收分别为18.07亿元、15.60亿元、11.27亿元，而去年仅有8.73亿元。除了2019年净利润达到3.8亿元，此后便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去年就亏了3.52亿元。

去年12月底，于2018年、2020年、2021年三度冲击A股上均失败的星空华文还是如愿以26.5港元的发行价于港交所挂牌上市，其当时也是以牺牲融资金额确保高估值的方式完成了“上市梦”，而急于上市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于要缓解现金流紧张、投资机构欲要退出的现状。

只不过，其在上市后所面临的股权结构不稳定、版权纠纷、净利润下滑等问题，仍然困扰着星空华文本就不扎实的基底。且因《中国好声音》为主的综艺节目制作运营及授权业务缩水、吸金能力显著下降，星空华文营收规模也早已不复往日，和2019年相比缩减至52%。

但今年以来，星空华文凭借“新人之姿”，股价也曾急剧攀升，更是在今年2月累计涨幅近240%，随后便迎来了震荡模式，年内累涨逾135%，其股价用了将近6个月更是一度达到了132港元的高价，市值超过520亿港元。

起码在李玟控诉的录音及视频曝光之前，刺激星空华文股价走高的利好因素正在源源不断地助力其走出亏损阴霾，比如3月底，其与从事Web3科技的公司NFKings牵手拟定合作名为“香港耀星”的Web3娱乐合营公司，并于7月宣布将发布《中国好声音》首款元宇宙应用；且随着《中国好声音2023》召集周华健、潘玮柏、薛之谦、刘宪华担任导师阵容也迎来了未播先火的待遇，有望改善兴衰命运。

但随着相关影像的曝光，星空华文股价也在8月以来随之持续暴跌，近三个交易日累跌55%。截至8月22日收盘，星空华文股价已然腰斩来到57.9港元，总市值蒸发近260亿港元。

这也是“李玟事件”触发众怒后，导致《中国好声音》、浙江卫视、灿星文化乃至星空华文口碑彻底崩塌所带来的“蝴蝶效应”。

而不管是浙江卫视还是星空华文，可以预见，当《中国好声音》这个老IP大概率走到了尽头，两者也都将在广电总局的监管下面临剔骨挖肉的重创。

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浙江卫视以及《中国好声音》、灿星文化的讨伐、抵制舆论，此前其实已经发生过。

但正如综艺编剧黄小申在回答《新周刊》提问时所言，大众对于节目背后的团队并不熟悉甚至可以说是陌生，“即出了事故，背后的团队仍然可以去制作别的项目，因为大众对幕后的人是没有任何感知的，大不了就是节目组重新请一批新的明星面孔上节目而已”。正如高以翔事件不了了之后，大众也并非真正能做到去执行“拒绝”这件事。“观众口口声声说要抵制的一些东西，很有可能过几天就会被忘掉”。

说白了，部分制作公司更是在业内拥有盘根错节的利益牵扯关系，“观众的抵制很难对他们有实质性的影响”。

“打不到正主”的现实就这样侵蚀着卫视音综的制作，也愈加肆无忌惮。

或许摆在星空华文甚至是浙江卫视面前的，并非是如何再去找到下一个《中国好声音》或是如何无声封杀提出问题的人，而是如何放下傲慢与摆烂的态度，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音综初心。

当一档音综及其背后的一切，为了收视率、流量、话题而选择泯灭人性、真实，完全异化成资本的圈钱工具时，其实也就只剩下一具空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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