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乌波尔是一座重要的口岸城市，扼守俄军打通克里米亚半岛与乌东地区的战略要道，也是迄今为止，俄乌双方正面争夺最激烈的城市。数十万民众在近二十多天被断电断水断网的情况下，最近大部分撤离了。乌克兰军方虽然被包围已久，但对俄军“投降或剿灭”的最后通牒，坚决表示不会放弃。

美联社视频记者麦斯蒂斯拉夫 · 切尔诺夫，自战争爆发后，一直在马里乌波尔报道城市袭击和围困的情况，他和另一名美联社摄影师Evgeniy Maloletka在3月15日撤离了马里乌波尔，并分享了他们二十多天惊心动魄的战地记者经历。

俄罗斯人正在追捕我们。他们有一个名单，包括我们的名字，他们正在接近。

我们是唯一留在乌克兰城市的国际记者，我们已经记录了俄罗斯军队围困乌克兰城市两个多星期了。我们正在医院里报道时，枪手开始在走廊里潜伏。外科医生给了我们白色的手术服来伪装。

突然在黎明时分，十几个士兵闯了进来: “他妈的记者在哪里?”

我看着他们的蓝色袖章，这意味着是乌克兰军，但暗地嘀咕，他们有没有可能是伪装的俄罗斯人。我走上前去表明自己的身份。

“我们是来救你出去的,”他们强调道。

手术室的墙壁，因为外面的炮火和机关枪的射击而震动，呆在里面似乎更安全。但是乌克兰士兵奉命带我们一起去。

3月2日，美联社摄影师 Evgeniy Maloletka 帮助护理人员运送炮击中受伤的妇女。

3月9日，摄影师 Evgeniy Maloletka 指着空袭后升起的浓烟。

我们跑到街上，抛弃了曾经庇护过我们的医生，抛弃了被炮击过的孕妇，抛弃了因为无处可去而睡在走廊里的人们。把他们都抛在身后，我感觉很糟糕。

9分钟，也许10分钟，穿过道路和被炸毁的公寓大楼。由于炮弹在附近爆炸，我们倒在地上。炮轰一个紧接一个，我们浑身发抖，尽量屏住呼吸。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波震动了我的胸部，我的手也变得冰冷。

我们来到一个入口通道，装甲车迅速把我们带到一个黑暗的地下室。直到那时，我们才从一名警察那里了解到，为什么乌克兰人冒着士兵的生命危险把我们从医院里救出来。

“如果俄军抓到你，他们会让你上镜头，让你承认拍摄的一切都是谎言,”他说。“你们在马里乌波尔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这位军官曾经恳求我们向世界展示他那座濒临死亡的城市，现在他恳求我们离开。他把我们推向成千上万辆准备离开马里乌波尔的破旧汽车。

那天是3月15日，我们不知道能否活着出去。

作为一个在距离俄罗斯边境仅20英里的哈尔科夫长大的青少年，我学会了如何使用枪支作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

自那以后，我一直在报道伊拉克、阿富汗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议地区的战争，试图向世界展示灾难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今年冬天，当美国人和欧洲人从基辅市撤出他们的使馆工作人员时，当我仔细查看家乡哈尔科夫对面俄罗斯军队集结的地图时，我唯一的想法是，“我可怜的国家。”

在战争开始的几天里，俄国人轰炸了 哈尔科夫巨大的自由广场，那是我20多岁前活动游戏的地方。

我知道俄罗斯军队会将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视为战略战利品，因为它位于亚速海出海口。因此，2月23日晚上，我和我的老同事、美联社的乌克兰摄影师叶夫根尼 · 马洛莱特卡(Evgeniy Maloletka)开着他的白色大众面包车前往那里。

在路上，我们开始担心备用轮胎的问题，并在网上找到了附近一个愿意在半夜卖给我们的人。我们向他和通宵营业的杂货店收银员解释说，我们正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看着我们，好像我们疯了一样。

我们在凌晨3:30到达马里乌波尔，一小时后战争开始了。

2月24日，俄罗斯空袭后，摄影师 Mstyslav Chernov 在一个防空基地升起的烟雾中行走。

在马里乌波尔的43万居民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在最初几天离开了，当时还能自由离开。但是很少人相信战火会烧到自己的城市，当大多数人意识到错误时，已经太晚了。

一次一枚炸弹，俄罗斯切断了电力、水、食物供应，最后，关键的是，切断了手机、广播和电视发射塔。在最后一次断网，全面封锁开始之前，马里乌波尔城里其他几个记者已经离开了。

在封锁中断掉了对外信息，会帮助俄军实现两个目标。

首先会制造混乱。人们变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马里乌波尔这么快就分崩离析了。现在我懂了，那就是缺乏沟通。

其次就是免受惩罚。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一线消息传出，没有拍下被轰炸的建筑物和垂死的儿童，俄罗斯军队可以做任何他们想要的。如果没有我们媒体人，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们所见所闻传递给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俄军如此愤怒，想要追捕我们。

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刻体会，打破沉默是何等重要。

2月27日，摄影师叶夫根尼 · 马洛莱特卡在市立医院拍摄一名女孩的尸体，她死于居民区的炮击

3月15日，一名医生在第三医院展示被炮弹炸死的儿童尸体

3月4日，医务人员正在治疗一名被炮弹击伤的男子

死亡来得很快。2月27日，我们看到一名医生试图抢救一名被弹片击中的小女孩。她死了。

第二个孩子死了，第三个孩子也死了。救护车停止运送伤员，因为没有网络信号，人们无法呼叫救护车，也无法在被炸毁的街道上行驶。

医生们恳求我们拍摄那些带来伤亡者的家庭，让我们充分利用他们日益窘迫的发电机电力来照相。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发生了什么，他们说。

炮弹击中了医院和周围的房屋。它打碎了我们面包车的窗户，在车身侧面打了个洞，扎破了一个轮胎。有时候，我们会跑出去拍摄着火的房子，然后在爆炸声中跑回来。

城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建立稳定的网络连接，那就是 Budivel’nykiv大道一家被洗劫一空的杂货店外面。

每天一次，我们开车到那里，蹲在楼梯下，向世界上传照片和视频。对我们来说，楼梯可能没有多大的保护作用，但是比在户外更安全。然而，这个网络信号点，也在3月3日消失了。

我们试图从医院七楼的窗户联网发送视频。就是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马里乌波尔这个坚实的中产阶级城市的最后一点瓦解。

港口城市的超市被洗劫一空，我们穿过炮火和机枪向那边走去。几十个人推着装满电器、食物和衣服的购物车跑来跑去。

一颗炮弹在商店的屋顶爆炸了，把我冲到了外面的地上。我紧张起来，等待着第二次打击，并且诅咒自己一百次，因为我的相机没有打开，没能录下来爆炸场面。

就在那里，另一枚炮弹发出可怕的嗖嗖声，击中了我旁边的公寓大楼。我躲在一个角落后面找掩护。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经过我身边，他推着一张装满电子设备的办公椅，一些盒子从椅子的两侧滚落下来。“我的朋友在那里，炮弹击中了离我们10米远的地方,”他告诉我。“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赶回医院，不到20分钟，受伤的人就进来了，其中一些人被抬进了购物车。

几天来，我们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通过卫星电话。这部手机唯一能用的地方就在一个弹坑旁边的空地上。我会坐下来，让自己变得渺小，试着保持跟外界的联系。

周围每个人都在问，请告诉我们——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我也没有答案。

每一天，都有传言说乌克兰军队将冲破围困。但是没有人来。

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医院目睹了死亡，街上的尸体，数十具尸体被推进了一个集体坟墓。我目睹了太多的死亡，以至于在拍摄的时候几乎没有考虑过自身安危。

3月9日，两次空袭撕碎了我们面包车窗户上的塑料布。我看到那个火球，就在疼痛刺穿我的内耳、皮肤和脸之前，它还只有一次心跳。

我们看着烟从妇产医院升起。当我们到达时，紧急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救出浑身是血的孕妇。

我们的电池几乎耗光了，但还没来得及连接发送图像。还有几分钟就要宵禁了。一位警官无意中听到我们在讨论如何把医院爆炸案的消息传出去。

“这将改变战争的进程,”他说。他带我们找到了一个电源和一个网络连接。

我们已经记录了那么多死去的平民，还有死去的孩子，就像一个无穷尽的队列。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乐观，认为更多的死亡可以改变一切。

不过，我错了。

3月9日，俄罗斯军队持续猛烈炮击，人们无法安葬死者，只能草草在简陋坟墓集体埋葬。

在黑暗中，我们将三部手机连接起来，将视频文件分成三部分，以加快网络传播速度。这花了几个小时，远远超过了宵禁时间。炮击仍在继续，但护送我们穿过城市的军官们耐心地等待着。

然后我们与马里乌波尔以外世界的联系，再次被切断。

我们回到一个空荡荡的旅馆地下室，里面有一个现在已经装满了死金鱼的水族箱。由于我们与外界几乎失去联系，我们对俄罗斯越来越多的诋毁记者报道的散布虚假信息行动一无所知。

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发布了两条推文，称美联社发布的妇幼医院照片是假的，并声称一名孕妇是女演员。俄罗斯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了这些照片的复印件，并就妇产医院遭到袭击一再撒谎。

与此同时，在马里乌波尔，人们蜂拥而至，向我们询问战争的最新消息。所以很多人来找我说，请拍下我，这样我在城外的家人就会知道，我还活着。

此时，在马里乌波尔城市，已经没有乌克兰的广播或电视信号了。你唯一能听到的广播是扭曲的俄罗斯谎言ーー乌克兰军方把马里乌波尔平民扣为人质，向建筑物开枪，发展化学武器。这种宣传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采访的一些人不顾自己亲眼所见的证据，仍然相信这种说法。

信息不断地以苏联的方式重复: 马里乌波尔被包围了，交出你们的武器。

3月11日，在一个简短的电话中，我们的编辑问我们是否能找到那些在妇产医院空袭中幸存下来的妇女，以证明她们的存在。我意识到这段录像的力量一定足以引起俄罗斯政府的反应。

我们在前线的一家医院里发现了她们，有的正在生孩子，有的正在分娩。我们还了解到，一名妇女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上到7楼，通过脆弱的互联网连接，发送视频。从那里，我看到一辆又一辆坦克开过医院院子，每辆坦克上都标有字母 z，这已经成为俄罗斯战争的象征。

我们被包围了: 几十个医生，几百个病人，还有我们。

保护医院的乌克兰士兵不见了。通往我们的货车的道路上，有我们的食物、水和设备，都被一个俄国狙击手挡住了，这个狙击手已经在外面袭击了一个军医。

我们听着外面的爆炸声，几个小时在黑暗中过去了。就在这时，士兵们来转移我们，用乌克兰语喊着。

我们感觉完全不像是营救。就像我们从一个危险转移到了另一个危险。此时，马里乌波尔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也没有任何安慰。你随时都可能死去。

我对士兵们感到无比的感激，但也感到麻木，对自己的离去感到羞愧。

我们和一家三口挤进了一辆现代汽车，陷入了5公里长的城外交通堵塞。那一天，大约有3万人逃出了 马里乌波尔ーー人数之多，以至于俄罗斯士兵没有时间仔细观察窗户上飘着塑料碎片的汽车。

3月17日，一辆被炮击毁坏的汽车停在乌克兰，这辆汽车被美联社记者用来逃离马里乌波尔的封锁线。

逃亡撤退中，每个人都神经兮兮，二言不和就打架，互相大喊大叫。头顶上，每分钟都有飞机或空袭，地动山摇。

我们穿过了15个俄罗斯检查站。每一次，坐在前座的母亲都会拼命祈祷，声音大得足以让我们听到。

当我们驱车穿过他们的时候ーー第三、第十、第十五分队，全都配备了携带重型武器的士兵ーー我对马里乌波尔能够幸存的微弱希望一点点消失了。我明白，乌克兰军队如要突破这些重重包围圈，突破这么多地面部队部署，完全不现实。

日落时分，我们来到一座断桥前，此前已经被乌军摧毁，试图阻止俄罗斯的进攻。

一个由大约20辆车组成的红十字会车队已经被困在那里。我们一起离开公路，转入田野和小路。

第15号检查站的俄军卫兵，俄语有高加索地区粗犷的口音。他们命令整个车队关闭前灯，以免暴露隐藏停放在路边的武器和装备。我几乎辨认不出俄军车上的白色Z字。

当我们驶到第十六个检查站时，我们听到了一些说乌克兰语的声音。

我感到如释重负。坐在前座母亲突然大哭起来。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我们是马里乌波尔最后的记者，现在没有记者在哪里了。

很多人要联系我们，想知道我们拍摄了什么，或是打听我们拍摄了他们的亲人的下落，我们完全应付不过来。他们绝望而亲密地给我们写信，完全不觉得我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指望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上周晚些时候，当俄罗斯的空袭击中了一个有数百人躲避的剧院时，我可以精确地指出，应该去哪里了解幸存者，去亲身体验被困在一堆瓦砾之下数小时的无尽滋味。我知道那座建筑和周围被摧毁的房屋。我知道有人被困在下面。

周日，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炸毁了马里乌波尔一所大约有400人的艺术学校。

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到达那里了。

（原文参考：https://apnews.com/article/russia-ukraine-europe-edf7240a9d990e7e3e32f82ca351dede）

艾森/艾森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