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武统，很多人有乐观情绪，以为只要有远火、空军、无人机支援，派几万人就能搞定那些草莓兵。

历史上，曾经很乐观地认为只要派几个团就能解放金门。

时至今日，历史教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一、金门战役失利是战役和战术指挥上都犯了严重的急躁轻敌的结果。

首先，是思想上重厦轻金，被厦门战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敌人不惜以重大代价固守金门，掩护台湾设防的战略企图亦认识不足。

由此忽视了敌人数量上优势的作用，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十分片面和错误的估计。以致于当兵团首长通过各种途径得知胡琏兵团可能已到达金门的前提下，仍不以为然，不仅未采取任何应变措施，反而坚持以数量上十分劣势的兵力，在缺乏后援保障的情况下，贸然攻击七倍于我之敌，完全违背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和“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

结果因敌情重大变化，防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守军一下子达到了65000名，是原先20000多人的三倍多。即使除去开赴小金门（烈屿）的2个团，金门本岛上仍有6万人！最后事态发展成我军在无后援下仅以近万之众与六万敌军作战。

其次，是没有充分准备，特别是在渡海船只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冒险发起攻击。事实上，由于渡海船只不足的问题，金门战役发起时间已经一再推迟——10月17日，厦门解放，次日十兵团首长叶飞决定10月20日发起攻金战斗。但到20日当天，二十八军仅筹集到100多条船，距离运送六个团的兵力所需船只相差甚远，副军长萧锋不得不请示十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将攻金战斗推迟到23日。但到22日中午，二十八军依旧只筹集到120条船只，只能再次请示兵团首长。刘培善考虑后决定将发起进攻时间又推迟一天，即延至24日夜。到此时，虽说该军已有能够装载三个团的船只，但实际上，即使是第一梯队的三个团，每团都有一、两个连队无法装载，而第二梯队则竟然完全寄希望于返回船只！

渡海作战的一大关键，就是要有充足的船只。倘若有兵无船，则等于无兵，又谈何抢滩登陆？然而，此时的厦门海峡和附近沿海，船只大部已被国民党军劫走或破坏，而在国民党海军和炮火封锁下，又难以调集外地船只进入战区。船只之外，船工也是个大问题。沿海地区刚刚解放，渔民船民对解放军认识不足，能配合工作的寥寥无几。加上部队提前入闽，有经验的干部大量缺乏，地方政治宣传无法跟上，群众基础不足，甚至造成了有船征不到、有钱请不到船工的局面。刚刚获得解放的闽南沿海人民群众，一时对人民解放军了解不透......大多青壮年见到就躲开，并把船只隐藏起来，部队成分大多是北方籍，几乎没人会说闽南话......一听说我军筹船，存有惧怕心理，个别人还把船只藏了起来。

刚刚解放，地方政权还未建立起来，当地群众对我军尚不了解，言语又不通，工作很难......许多地方是通过旧的乡、保长协助征集船只......有的船前面征集来后面又跑掉......征集船只......碰到很多困难......很多事情还要利用旧政权的乡、保长和土绅......加上拦截一批外逃船只以及采用重金聘请（每人一两黄金）等办法，经过历时半个月的努力，总算征集到二三十只大船。每只船可容纳个把个排（四五十人）......

每个船有3个船民，有的船工到紧急关头，他就钻水潜逃，把船丢了不管。这些人没有经过革命锻炼，哪肯舍生死去打金门，绝不同在苏北过长江的船民一样。像这样的船工，事先既没有时间进行教育，也没能同部队配合演练，哪能指望他们向渡江作战时老解放区的船工那样，一次又一次往返接运后续部队呢？

第三，部队普遍存在“登陆就等于成功”的思想，作战部署盲目冒进，乱冲乱打。

第一梯队登陆后，完全忽视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突破口，以及建立滩头阵地的重要性。反而在立足未稳、建制零乱的混乱状态下，就各自自顾自地分头向纵深猛插。结果除古宁头地段外，突破口均被敌人占领而封锁。部队突入纵深后，不是越打越靠拢的向心突击，而是越打越分散的离心突击，致使被优势敌人分割后各个击破。

且当时大金门守敌有六师之众，在我军只是在岛西部、北部狭窄的地段上突击的情况下，守敌仅需以一个师的兵力与我作战，而至少可以集中其余四个师的兵力实施机动，因而敌整个防御体系始终保持稳定。战前兵团曾指示二十八军第一梯队三个团登陆后应并肩靠拢，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发展进攻。登陆部队如果按此执行，就不致过早损失。

最后，急躁轻敌思想未能及时得到防止和纠正，与厦门战役后没有及时进行总结，检查缺点，接受教训是分不开的。当时鼓浪屿作战失利，应当及时停止后续作战，总结教训，但是没有人重视。

二、工作中存在的严重本位主义错误埋下了金门战役悲剧的伏笔。

厦门战役结束后，兵团曾三令五申，要各军将作战运输船只全部移交二十八军做攻金之用，但大都没有坚决执行，不仅未全部移交，甚至交坏的留好的，只忙于本单位运输缴获物资。事后调查，船只如能全部集中，约可装载五个团的兵力，如能一次投入五个团，则金门失利是有可能避免的。

本位主义思想还表现在战斗组织上，为了“照顾”大家都“捞一把”的情绪，让每一个军、每一个师都能有部队参与到这场“大陆最后一仗”中，十兵团竟然选择“利益均沾”，在登陆中使用了分别来自两个军、三个师的不同建制部队——二十八军八十二师244团、八十四师251团，二十九军八十五师253团，从而严重影响了战役指挥的协同。而在实战中，为了多运第一梯队战斗人员，师首长均未第一时间上岛，其后则是欲上岛而不能，统一指挥各团的任务彻底无法实施。

三、偏重于城市接管工作，顾此失彼

战前偏重于城市接管工作，放松了战役指挥的责任，顾此失彼。

10月18日，叶飞十兵团指挥部离开同安县，迁入厦门。叶飞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只好应厦门市委的要求，把兵团指挥所由同安移驻厦门，主持接管工作。”这意味着，此时叶飞的主要身份，已由军人转变成了地方管理者。由于厦门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叶飞此时“重视城市工作”本无可厚非，但在金门战役大战将即之时，叶飞却忽略了自己十兵团主帅的身份，即便不论金门战役失利的责任，也不免带来无法回避的质疑。

战役发起前，参战部队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专程前往厦门，希望兵团同意“推迟”或“再准备”金门战役。在回忆录中，朱云谦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决定自己找兵团首长提意见。我到厦门市，找到兵团司令员叶飞同志。他当时正主持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千头万绪，办公室内人来人往，都是来向他报告情况和请示问题的，简直没有对时间同我谈话。他简单地问了我几句话，就忙着去处理别的事情，我感到自己插不上嘴，就向他告辞了。

事后叶飞在回忆录中，对这段“接管工作”的错误，也进行了检讨：事后表明金门尚未解放之时，我即将兵团移驻厦门，这是一个失策，因为这影响了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如果派刘培善同志去厦门协助市委主持接管工作，我和兵团仍驻同安，掌握全局，两方面就可以兼顾了。

更严重的是：

厦门解放后，第十兵团的主要注意力放到了解决市内居民的供应问题上。厦门是福建第二大城市，过去一直是一座消费性城市，解放时市内有20多万人口，生产性设施很少，居民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靠侨汇为生，粮食也主要靠从外面运进。厦门解放时市内燃料、存粮均所剩无几，海路运输又被国民党军封锁，考虑到该市的粮柴问题不解决将对人民生活和海外侨胞造成很大影响，解放军第十兵团指挥所即由同安县移至厦门，负责起市内的接管和供应问题。

因此，厦门城内居民嗷嗷待哺的粮食问题，便成为了叶飞首当其冲的大事。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叶飞下令将原定给二十八军的战船调往运粮，从上海、浙江和省内龙溪地区运输面粉、米谷接济厦门。

当时粮食紧张，兵团主要的任务都在运粮上，说好运一次粮食就集结所有的船只给第二十八军，但一直到战斗打响也没有完全集结过来。只有第二十八军自己准备的120多条船，兵团后调进180多条船，但300多条船只能运送一半兵力，只能把攻打金门的部队分作两个梯队，先后登岛，这不符合当时的战斗设想。全部6个团兵力无法一次登岛作战，形成进攻优势，是个严重的问题。第二十八军一直希望兵团把答应给他们的船只都给到军里，当时十兵团司令员叶飞似乎没有太多考虑打金门，萧锋多次向上反映，没有结果。

金门战役时，军长病了，政委陈美藻可以被派往抚州坐镇城市问题；参谋长吴肃可以从前线调走……

解放军指挥作战的，是第28军副军长萧锋，并以萧锋为代军长。

朱绍清，原名朱继勋，在红军时，因为红6军军长叫邝继勋，便改名叫朱绍清。

朱绍清是湖南华容人，1929年参加红军，是贺龙手下有名的“小老虎”。在红军时期，他从战士一直当到团长，他的上级杨秀山的评价是：“绍清同志是一位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在抗战时期，朱绍清从营长干起，再成为新四军旅长，打了不少的好仗。期间，他还当过旅参谋长。与他同事的司令部作战科长周绍崑对他的评价是：“（朱绍清）在作战组织指挥上十分周密严谨。”

在解放战争中，朱绍清更是炉火纯青，先后担任华野二纵4师师长、二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白塔、朝阳集、泗县、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南麻、盐南、淮海等战役或战斗。1949年2月，他被任命为第28军军长。之后，他又指挥全军参加了渡江战役、福州战役。在福州战役中，他指挥全军担负中路主攻任务，并乘胜攻占平潭岛。为此，在战后，第28军负责警卫省会——福州。跟随朱绍清40多年的第83师副师长陈景三对他的评价是：“（朱绍清）集骁将与良师于身，……是战功卓越的优秀指挥员。”

可是，作为28军的军长，且在上下级眼中很会指挥打仗的朱绍清，在关键时刻病了。“攻克平潭后，朱绍清因过度劳累致病，在福州休养，没有随军南下参加漳夏战役。”——所以才有萧锋代军长之事。

金门战役失败后，11月1日，第十兵团在厦门举行党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党政军25人，第28军有代军长萧锋、政委陈华藻、政治部主任李曼村。但是，朱绍清没有参加。可见，朱绍清当时的病还不轻。

因为患病，所以朱绍清对于金门战役失利责任不大。

金门战役后，指挥作战的副军长萧锋调离28军，改任华东装甲兵副司令员兼坦克师师长，随后再连降四级，由副军、准军、正师一直到副师。朱绍清则没受到影响，次年调任31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尽管如此，后来有人说，从朱绍清过去指挥过的战斗的战绩以及他本人的军事经验、能力来看，如果金门战役由他去指挥，而不是由担任副手的萧锋去指挥（萧锋曾长期担任政委和副职），这一场战斗则可能是另一个结果。很可能，这场准备不足的战斗，会被朱绍清抗命取消，或者延迟。因为朱绍清是参谋长出身的。正是因为换上了萧锋，且是以副职代军长，所以当他发现船只不足、敌情变化后，在兵团“攻击命令不变”的情况下不敢抗命而争，于是酿成了失败。

若干年后，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粟裕见到时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的朱绍清，谈起金门战役时，还十分惋惜地说：“要是那时候你不生病就好了，那我们就解放金门了。”

事后有军事专家分析，金门战役提早或延后三天打，都不会是这样一个惨痛的结局。如果早打，胡琏兵力未到，如果晚打，可查明敌情改变策略。（萧锋既不敢提前打，也不敢取消战役，除了不断向上级反映问题外，自己不会组织演习训练，因为不是参谋出，又没有得力参谋，所以作战策划一塌糊涂）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此时作战恰恰选择的是国民党军兵力最强的时刻，而更加吊诡的是，胡琏部队本来是在淮海战役中狼狈落败仓皇出逃的一方，在金门战役中却成为决胜的关键。

当时解放军部队连续取得了福州战役、厦门战役等战斗的胜利，来到金门，已知的情报是国民党驻守金门兵力为二十二兵团余部，却不知道即将前来换防的十二兵团正在前来的途中。

叶飞的作战要求是“猛攻突袭，速战速决”，计划投入六个团在三天之内迅速结束全部战斗，作战计划简单粗暴，对于撤退和后续增援工作毫无准备和部署，登岛部队甚至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准备增援的备用船只。

按照正常的作战思路，船只不足无法支撑第二梯队渡海就应该暂缓进攻，及时调整计划，等凑齐所需船只再执行作战，但军情如山，时间紧，任务重，解放军仍然决定按照原计划执行作战方案。

（如果萧峰拒绝军令，会降几级?  那得看人，当年中央让粟裕过长江，粟裕据理力争，中央也不好强求，萧峰没有实力，不好抗军令，只能执行）

--------------------

回到登陆话题，不管将来武统从什么地方登陆，接管城市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不可能象俄罗斯那样对城市不断水不断电，接管20万人厦门就浪费了10兵团大量兵力和船只，以至于没有精力处理金门问题，那么处理273万人的台北和278万人的高雄需要派多少人登陆接管城市呢?

习惯了小确幸的WW，如果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造成人道灾难，又该如何处理呢?

按军民比例1：20处理，台北需要13万军警，高雄需要14万军警。两个加在一起就是27万。

此外，10~20万负责野战，10万负责后勤，10~20万预备队，军警需要57~77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