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热度与争议，《底线》昨晚正式迎来收官日。

这是一部在各种意义上都较为“特殊”的剧集，题材上它是不折不扣的“主旋律”，聚焦的是在影视作品中并不常见的法官群体；内容上它又相当广泛，涉及了性骚扰、婚姻关系、家庭教育等热门社会话题。

(资料图)

在与毒眸（ID：DomoreDumou）对谈时，编剧费慧君毫不避讳地提到，《底线》从最初启动时，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命题作文”。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在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之外，承担着一定社会责任和“普法功能”的剧集。

这种特殊性，既决定了《底线》在创作思路和流程上的不同，也对创作者提出了不一样的挑战：需要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基础上，遵循基本的剧作规律，让整个故事更完整、更好看。

从播出情况来看，建立在足够好看的基础上，观众并不十分反感这样的“命题作文”。虽然从人物设置到具体案件，都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一些讨论，甚至争辩，但几位主创都认为，如果能够借此让某些话题拥有更广阔的讨论空间，也不是一件坏事。

了解一种职业生态

《底线》对于主创团队来说，是个挑战与兴趣并存的项目。

最大的挑战在于“不了解”。费慧君用“茫然”来形容自己接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反应，“好像每个人都知道法院，但法官们是怎么工作的，职能部门怎么划分，如何运转，这些我们都不太清楚。”

导演刘国彤是在剧本开始创作后加入的。在看完前五集剧本后，因为当时还不是定稿，他隐隐感觉“还可以再好一点”，但再多的意见也提不出来了，因为对法院不够了解，欠缺很多专业上的知识，实在“不知道怎么提”。

法院的生活最初对他们而言像一个黑洞，里面充满了未知。而最终促使他们做出决定的，则是想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

在现有的国产剧中，涉及法官职业的内容屈指可数，题材的稀缺性吸引了刘国彤。除了对法官的职业产生兴趣之外，《底线》还有着比较广阔的创作空间。编剧李晓亮提到，《底线》可以容纳很多自我的表达，每个案件都是社会的缩影，有宽广的外延。

因为不够了解，大量而翔实采风自然就成了《底线》团队绝对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在相关部门的协助下，从湖南基层的乡村法庭，到外派法庭，再到北京、上海、杭州、长沙等城市的三级法院，最后是最高人民法院，都留下了编剧团队的足迹。

和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同，这次采风的目的，并不明确与剧本对应，更多地指向了一种“感觉”——比起谈论可能会用到剧中的、具体的案件或者情节，更重要的是了解一种职场生态。李晓亮提到，他们跟各地、各层级的法官聊天的主要话题都集中在个人生活上。“在采风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把各种各样的法官都见过了，当然不是每一个都会写进剧本里。”

每种职业都对应一些标签，比如程序员一定喜欢穿格子衫，最有名的医生都是白胡子的老头。而法官一定是严肃刻板的，受TVB剧的影响，他们在很多人脑海中都戴着白色的假发套。只有在深入职场，接触到真实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人之后，才会打破某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在采风过程中，费慧君认识了“看法律条文像看情书一样”的北京西城区法官舒锐，提到感人的故事时会哭到停不下来的中年男法官孙磊，精通竖琴和拉丁舞、非常热爱生活的民事法官赵霏……这些人完全颠覆了她对法官的想象，在她脑海中组成了一幅鲜活的人物图谱。

采风贯穿了剧本的整个创作过程。开始创作后，编剧团队仍然和法官保持着频繁的沟通。主要是为了听取他们对情节的看法，以及专业上的意见。

“作为编剧，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要考虑如何达成戏剧目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求自己不能‘失真’，所以会经常性地去跟每一级法院的、不同工作的法官聊，”李晓亮说，“比如逻辑有没有问题？在真实的法院系统里，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存在？如果他回答‘绝对不可能’，我们也会商量着调整。”

这听起来像是一套繁杂的流程，甚至是对创作的限制，但实际上却是提供了更清晰的边界，和专业内容完全得到保障的安全感。

正如李晓亮说的那样，任何创作都不可能完全自由。几乎所有剧本在创作过程中，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多时候是主观的，没有对错之分。而在《底线》的创作过程中，很多建议都是“确定的东西”，比如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内容，不合法理的逻辑等等。在费慧君看来，这样反而是效率更高的方式。

除了编剧团队外，“采风”的主体，还包括导演和演员。在刘国彤看来，参与到《底线》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深入其中去体验，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法官每天都干什么，书记员每天都干什么，这些都是很细节的事情，光靠聊是没用的，得像实习生一样跟着他们去做。”

另外，剧中呈现的很多细节，也都是在现场捕捉到的。例如，剧中“方远”吐槽法院夏季制服 “又厚又难看”。这激起了一些从业者的共鸣，微博上就有法官发了自己穿夏季制服的照片，调侃：“你猜《底线》为啥不穿夏季制服拍呢？”

刘国彤提到了这个细节，剧组在法院体验时刚好是夏天，身边的法官们就经常向他们抱怨夏季制服，“面料是毛呢，很厚又很扎人，里面还加了一个内衬。”此外，像第一集所提到的关于电子机器人、电子档案的讨论，也是法官们日常“吐槽”的问题。

“我们在经过亲身体验之后，把很真实的内容呈现到了剧里。”刘国彤说。

找到一种表达方式

虽然收获了大量的素材，但剧本创作的过程仍然很坎坷。最根本的难题在于，法官的职业特点，天然与戏剧规律存在冲突。

在剧本创作中，需要尽可能地把人物拧在一起，碰撞才能带来故事。但法官是个“慎独、慎言、慎行”的职业，同事与同事之间、法官与律师和当事人之间，都不能轻易发生联系。其次，一个故事要求人物有目标和行动线，但法官则是居中裁判，不预设立场。

种种困难之下，《底线》剧本的一稿完成得并不好。最初的想法是“人带案件”，先建立了由“方远”“徐天”等人组成的“四人小团体”，再讲述他们是如何办案的。但后来发现，这样并不符合逻辑，因为“律师和法官不能走这么近”，而且职场先行的逻辑，也会让观众很难入戏。

“所以只能让徐天不停地办星城法院的案子。”李晓亮开玩笑地说，“或者打羽毛球偶遇之类的，才能规避这个规定。”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发现“案件带人”的思路更有效，让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发生在案件发展的过程中。

思路改变后，案件本身，就成为了《底线》的核心的“轴”。

剧中案件的创作过程遵循两个方向。其一是展现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成果，其二则是呈现新时代的新矛盾。因此，《底线》几乎容纳了近几年来在社会上引发热议的所有话题，包括网红直播、性骚扰、婚姻关系等等。

“其实从情节的烈度来说，性骚扰的案件肯定是比不过性侵的，我们可以选择讲更剧烈的故事，更猎奇，但讨论的广度和深度不够。”费慧君解释道：“其实性骚扰的几个案件，最后希望探讨的是整个社会男女交往的尺度在哪里。”

设置案件“对照组”，也是出于主题先行的目的。剧中，“李芳凝案”和“符祥职场性骚扰”的案件几乎同时发展，后者聚焦的则是并不常见的“男性被性骚扰”的故事。“制造对立很简单，但我们更希望能够探讨更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把话题聚焦到男女对立上去，而是想让大家感受到，法律在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

相比于大多数由案件串联的“单元模式”，《底线》里的“多案并行”是一种不太常见的叙事结构。

刘国彤解释道，一方面是考虑到客观的案件审限问题，每个案件的解决时间不会完全相同，所以比较大的案件就会铺得比较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多角度地阐释法理，比如前文提到的两个“性骚扰案”，就是从不同性别的视角出发。

因为是“案件带人”，所以在《底线》里，人物的成长线，都是隐藏在案件的发展过程中的。“我们希望每个法官和案件之间都能有互动，他们在处理一个又一个的案件过程中，自身也在成长。所以剧里案子的次序都不能随便动，因为它和人物的成长是咬合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们创作时候的目标。”李晓亮说。

如果说剧本是基石，那么拍摄则是“二次创作”的过程。剧中每个角色，几乎都包含演员的个人设计和再发挥。

靳东饰演的立案庭庭长“方远”，就时不时地会蹦出几句“塑料普通话”。刘国彤回忆道，他们一直在长沙的法院体验生活，有一天靳东跟他说，长沙的塑普因为重音和普通话不同，所以在某些语境下，比普通话的表现力更生动。由于方言的表达更符合剧中的场景，其他演员也想学习，但籍贯云南的王一楠，就有点掌握不好，湖南籍的成毅偶尔也说几句，但有时候又“太多了”。

刘国彤向来鼓励演员能在吃透剧本和角色的前提下，有更多的个人表达。在和演员相处的过程中，他也会观察对方的性格特点，并在适当的时侯提醒对方，将自己的一些性格融入到角色当中。“这样演员演起来会比较自如，人物也更有生命力。”

演员能够对角色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是前期体验所带来的成果。有一次，刘国彤和蔡文静一起旁听一个刑事案件，气氛非常严肃。犯罪嫌疑人戴着手铐，被带上法庭的时候，他看到旁听席坐着他的母亲，就冲着她挥了挥手。刘国彤转头一看，蔡文静已经掉眼泪了。

“当时也没发生什么剧烈的冲突，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场景，但就是生活中这些最真实的东西，是最打动人的。”而亲历过这些真实场景的演员们，自然也能够在表演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呈现出真实的情感。

严格规则下的创作要求，和相对自由的创作氛围，在《底线》里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底线》自播出以来，伴随着不低的热度，也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不少讨论。

“叶芯”成为被吐槽最多的角色之一。在剧里，大家调侃她是“法条姐”，作为从最高法调到地方法院的“空降兵”，她身上有着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青涩和莽撞，又有些“法学世家”的清高，和同事交流时太生硬，经常会有摩擦，甚至有网友评价她“情商太低”。

费慧君并不赞同这个评价。事实上，“叶芯”身上的性格，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们在采风时对法官群体的印象。“很多法官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耿直。”

剧中，叶芯在宋雨霏生日的当天和她battle有争议的“雷星宇弑母案”，这段情节引发了一些观众的不满。费慧君提到，他们在采风时，经常有法官聊着聊着就开始拍桌子。包括剧本里的一些问题，几位顾问之间也很少全部达成共识，每次都要经历一番争执。

“如果说有情商是油滑、世故、装傻、和稀泥的一种表现，那我希望叶芯就是没有情商的人。她愿意探索，哪怕摔跤了迷惘了，还是像愣头青一样往前冲，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年轻人。”费慧君说。

“叶芯”的确不是足够讨喜的角色类型。在剧本创作阶段，刘国彤也曾与编剧团队讨论，观众在前期是否会不太认可她的行为。但比起“完美女主角”，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呈现真实的人物。

正因为不完美，所以才有成长，观众也能从她的成长故事里，窥见自己的影子。“我不希望写完美的人，那个没有意思，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也一直强调一点，法官是人，不是神。”

另外，由于剧中的部分案件与现实中的案件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因此引发了一些争论。

对此，费慧君解释道，《底线》的创作过程，并不是先拿到成百上千个现成的案件，再从中挑选一些来修改，加入到剧里，而是分三个阶段来讨论：首先是案件要表达的法律主题，并因此确定案件类型；其次是考虑案件在社会层面的表达；第三步则是考虑艺术加工的部分，如何让观众能够入戏。

因此，剧中的案件都不是“个案”，而是一类案件的缩影。“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费慧君说：“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其中某个案子80%的细节是不对的，其实我们写的根本就不是他用来对照的那一个。”

至于对剧情的一些讨论，比如剧中“方远”和“李小乐”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以及部分案件的判决结果等等，刘国彤认为，这些都是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恰恰是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讨论的。

“剧中的确呈现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的现象，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关系，但并不是颂扬这样的关系，也并不主张女的都应该支持男的干事业。我们只是呈现客观存在的事实，把它的前因后果讲清楚，再把评判交给观众。也希望能够通过呈现一类现象的多个角度，能让大家更理解他人的处境。”刘国彤说。

就像“坏人不会按照《刑法》来犯罪”一样，法官也并不是在已有的法条下去判案。从职业剧的定位来看，《底线》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描绘了法官这一群体的工作生态，让这个被很多刻板印象和负面标签所缠绕的职业，的确在剧中呈现了更鲜活的切面。

同时，作为一部肩负社会责任的“普法剧”，《底线》想要传递的，是法律的力量与温度。“现在法院的大门不再是高高的台阶，所有人打官司都变得很容易，”刘国彤说，“我们要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不可否认的是，《底线》存在一些问题，如普法的情节相对比较生硬，部分案件的铺陈太少等等。但作为一部在框架里完成的作品，它既要保证法律内容的专业度，又承担着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功能，同时还需要在艺术性上达到观众的需求。

当现阶段值得被讨论的各种议题，在这部剧的播出过程当中不断出现在舆论场上时，《底线》或许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