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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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我老家那个河南小村庄是熬过了“疫情”。

我爸告诉我，每一家、几乎每个人都感冒过了。很多人都从感冒中恢复了，那些年轻一点的，也就一两天。

村里有20多个老人，没有谁因为这一波感冒去世。没有人喊120，你喊了也不一定来。问题是，真的没有人愿意喊120，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人们排队去唯一的乡村医生那里看病。我妈去看了，她发烧后退烧，但是睡不着。我怀疑她是血压出问题了，输液后她症状缓解了，睡眠改善。

我爸也去了。有一次打电话给他，他正在排队。他抱怨自己的咳嗽，吃了药没有太大用，现在要过来重新拿一下药。他说，挺多人排队，估计有四十个。

这位医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曾为我我的曾祖母看过病，那是他刚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爷爷食道癌晚期，我去诊所请过他，他也能过来处理一下（我那时内心讥笑，癌症都能看？）他是我父母主要依赖的医生，而我初中毕业一脚踩在玻璃瓶上，也是他过来包扎。

应该说，每一个感染的人，都从他那里获得了治疗的机会——新冠没有特效药，也没有谁能治疗新冠，全国人民都吃布洛芬，说明真没什么合适的药。但是，他看感冒，应该有丰富的经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了治疗和抚慰，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的角色。

过去十几天，我注意着我父母的一举一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老家已经悄悄完成了一种话语转换。他们不再认为是“疫情”，而是认为它就是感冒。“每一家人都感冒了”，所以，没什么好怕的。

没有人见过抗原。人们感冒了、发烧了，然后又好了。没有人阳性，因为没有人测抗原，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抗原。过去三年，全员核酸倒是做过很多轮，有时候“富裕”得“一家一管”。

我妈认为天气是一个原因，“一直没下雨，零下4度，但是没有下雪；如果下雨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感冒了。”

这种话语转换，当然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又有什么办法？他们没有条件去医疗挤兑。镇上买不到退烧药，我爸到安徽一个镇上才搞到一点退烧药——在我很小的时候，遇到搞不定的事，大人总是会跑到安徽去。

很难说我老家创造了什么“抗疫经验”。总结出最根本的一点，无非是认命。人们对小孩子发烧更在意一点，因为那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成年人则是能扛则扛，没听说“感冒”能死人的。

至于老年人，则已经完成了另一种心理建设：老天真的要你走，那可没什么办法。幸运的是，老天这次没有怎么发脾气。可能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地方，过去受的苦已经太多了。

我老家可能代表着“最困难的地方”的某种面向。

河南农村的疫情，和北京一定是不同的。人们看到北京的医疗挤兑，会认为河南农村一定在这个基础上再惨很多倍。实际上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大城市很多8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这次要防范的重点，而在我老家那个村子，80岁以上的很少，人们活不了那么久。

我爸所说的“老人”，其实是像他那样的，六七十岁。大城市的人们要防范的基础疾病，癌症、脑血管等等，早就发挥过它们的作用了，带走了该带走的人。这是巨大的不幸，它却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这就是一种更严重的不幸：面对奥密克戎这样的病毒，所有人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是事实是，即便是在病毒面前，城乡也是不平等的。不但是资源和机会的不平等，在对待健康的观念上，也存在着鸿沟。

乡村当然是沉默的，这可能就是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