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波冲击，可能又要靠农村来实现“软着陆”。

01农业大国的含义

(资料图片)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别看今天的中国靠工业立国，GDP大头也是工业，可根子上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

因为，从精神上看，中国人的根在农村，哪怕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城市立足了，中国人仍会把农村视作自己的出处与归途。

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回到出生的地方，那里叫“老家”，也是中国人再出发的起点。

可以说，农村是多数中国人灵魂的归处。

另外，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农村就像个无私奉献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含辛茹苦地把中国工业喂养大。

中国人民大学的孔祥智教授曾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分析》一文中详细列出了农民为国家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包括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发展贡献资金，帮助工业完成原始积累。

按照他的统计，1952年-1997年的45年间，农民低价卖出农产品，包括不限于统销方式卖出，再买入高价工业产品，形成“剪刀差”，累计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多达12641亿元，平均每年274.8亿元。

那些年农民辛辛苦苦在地里劳作一年，卖出的农产品可能只够换台自行车，或者一台电视机，不是他们的劳动力不值钱，而是工业发展吞噬了这部分价值。

除了用廉价的农产品换取昂贵的工业产品，广大农村地区还为国家直接贡献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这个数量从1983年的约200万人增加到2008年年底的1.3亿人，25年增长了65倍，年均增长18%。

这1.3亿人几乎不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商保险等城市居民最基本的保障，他们用赤裸的胸膛硬怼钢筋混泥土，为城镇经济发展省下了约11.6万亿元。这些钱同样成了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农村还为城市建设贡献了价格极其低廉的土地。

有学者曾计算过，过去40年，国家从农村大概征用了1亿多亩耕地，若按照每亩10万元计算，国家需要支付的成本高达10多万亿元。

但事实上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较低，地方各级层层扣留，真正到农民手里的不足7000亿。其他都成了城市发展的沉没成本。

说实话，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能像中国一样得到农村如此多的支持。所有西方工业化之路都充满了血腥、暴力，唯有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不曾侵略、掠夺过任何其他国家，是完全靠内卷完成的原始积累。

这也是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谈和平崛起的原因。当然，这背后是中国农民默默地付出。

02危机四伏

中国农村除了为中国工业发展贡献力量，还在关键时刻多次替城市分忧。

和多数人的直接印象不同，现实中，城市并不强大，相反非常脆弱。城市就像台高效运转的仪器，精度很高，但抗风险能力弱，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可能陷入混乱。

工业发展过程中，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大部分国家在面临风险的时候，只能选择转移矛盾。对外转移矛盾的过程，就是侵略、战争发生的过程。

后殖民时代非西方国家为什么难以完成工业化？关键是这些国家无法完成原始积累，即便完成原始积累了，也无法在遇到危机时转移矛盾，最终要不跌倒在初始阶段，要不夭折于转型升级时期。

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城市发展几度风雨飘摇。但中国没有把矛盾转移到第三国，中国依靠的是广阔无垠的农村，是农村承接了城市发展遇到的一个个难题。

温铁军教授的代表作《八次危机》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展遇到的8次危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中国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但起初对方反应平平，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凭一己之力将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苏联这才答应中国的请求。为此，中国付出了牺牲14万人、受伤被俘和失踪约25万人的巨大代价。

1950年-1959年期间，苏联给予了中国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援助。除此之外，新中国还通过举债的方式，大规模引进苏联的重型工业设备，力图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跨越。

然而，苏联并非无私者。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苏联露出獠牙，向新中国提出，要在中国构建海、空军指挥机构和通信电台等更加符合苏联远东军事战略的要求。面对这种涉及主权独立的要求，第一代领导人断然拒绝，于是，苏联翻脸。

1957年，苏联突然终止一切合作，外部资本、技术瞬间归零，甚至成为负数，新中国迎来“第一次危机”。

1959年，中国进入虚弱的3年，与此同时，中国周边的战略对手也蠢蠢欲动。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印度趁机滋事，同期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略中国领海，美国和苏联还先后多次策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反复讹诈威胁。

在这样的国家安全环境下，中国政府提出既要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搞原子弹，又要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这就是“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的作用毋容置疑，它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胁力。但是以巩固国防为目的、自主投资的“三线建设”，耗资巨大且经济回报慢。

1965-1975年，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巨大的投入，有限的产出，再加上国家在工业化空间布局调整上付出的巨大代价，政府财政赤字激增。再加之偿还苏联外债的压力，60年代末，中国爆发了“第二轮危机”。

03农村给予的底气

1972年是个对世界和中国都很重要的年份。

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后，随之而来的是产业资本流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美元大幅度增发派生“金融创新”，于是依靠衍生品投机吸纳过剩流动性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

二是中国在做出“世界大战在20年内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后，借尼克松访华之际，缓和了中美关系，转向使用西方的投资改造工业结构，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的第二轮仍然维持自主性的对外开放。

第二次对外开放延续了国家负债方式，中国更大规模地引进了欧美日等国的设备，把过分偏重于军重工业的经济结构转向偏重民生经济。

但是由于主要依靠引进更为昂贵的项目和服务来调整国内工业结构，中国几乎马上就出现了与“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在1974年开始投产引进的成套设备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才800亿左右，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再次严重不足，再加上偿还外债带来的压力，中国爆发“第三次危机”。

这就是改开前新中国为发展工业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经历的种种危机。

在这三次危机中，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接受并容纳了三次总计约4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效化解了城市矛盾，缓和了就业压力，实现城市发展“软着陆”。

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在1978年-1979年的投资高潮之后，随着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中国进入严重的经济萧条阶段。

不仅经济增速从1978年的11.7%下降到1981年的5.2%，而且以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持续性下降，从1978年的22%下降到1979年的4.58%，到1981年甚至出现负增长，为-10.51%，这便是“第四次危机”。

此次危机主要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的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

除此之外，改开后，中国又分别在1988-1990年、1992-1993年因改革瓶颈遭遇两次危机。

至此，新中国经历的六次危机虽然都和“引进外资”或“对外开放”有紧密关系，但在危机发生时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国内财政、外汇和金融领域赤字，基本上属于经济系统的“内生性”危机。

来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颇具成效，所遭遇的危机也开始受大环境影响，这便是1997年和2008年分别遭遇的两次输入性危机。

“输入性”危机是指在国际贸易背景下，受大环境影响拖累，引发内部危机，这背后往往隐藏着国际资本的蓄意阻击，多数发展中国家无力应对这种危机。

而中国，先后两次躲过这种危机。

这其中，无论是“内生性”危机，还是“输入性”危机，农村继续扮演起挽救国家经济于危难之中的关键角色，帮助城市实现“软着陆”。

具体方法包括，在危机来临时，以大规模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劳动内需。其中，延续中央“三农”新政的支农投入，带动生产力三要素中的资金和劳动力大规模回流农村，成为缓和城市就业压力和投资压力的关键一招。

可以说，农村是中国工业发展最重要的缓冲池，每当危机来临，人力、资金、矛盾，总能在这里得到缓和。

04第九次危机

当然，每次“软着陆”也会给农村带来强烈的冲击，包括因占用过量农村资源而使农村过多承担改革成本，甚至引发大量社会冲突。

不过，必须承认，这种冲击也不完全是坏事。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改变思想认知，紧跟城市工业化脚步的外部动力。

同时，工业化到一定程度后，反哺式的惠农投入，客观上也带动了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缩小了城乡差距。

而且，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原来的因经济关系紧张而普遍爆发的各种矛盾冲突趋于缓和，整体上改善了农村的社会关系。

但冲击毕竟是冲击，在某个时刻给某些特定人群带去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

譬如，最新一轮冲击。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落下帷幕尚不明朗，其对于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人们思维认知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改变已逐步显现。

一方面，疫情打乱了全球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人流、物流、资金流不能有序流动，产业链、供应链不能畅通运转，导致生产活动和经济社会循环停顿，给诸多行业带来巨大冲击。

另一方面，疫情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安全观、发展观、国际观以及政治观，最终将对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安全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三年，中国通过顽强的狙击，使这种影响降到最低，甚至一度成为世界经济的诺亚方舟。但洪水并未过去，哪怕暴风雨已经小了很多，地面终归一片泥泞。

在全世界经济都半死不活的背景下，中国很难独善其身。11月，中国广义货币（M2）的货币供应同比增长12.4%，增速高于10月的11.8%，创2016年4月增长12.8%以来最高增速。同期，根据中国银行研究院报告预测，今年全年经济增速仅为3.2%，货币供应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速，债务情况可想而知。

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各种裁员信息遍布市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放弃原有清零政策，选择直面病毒。

但是，开放后经济是否能迅速回血还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外部环境稀烂。更何况，海啸式感染狂潮带给中国的影响也未知。

事实上，堪比世界大战级的疫情，带给中国的冲击不会弱于过去任何一次危机，甚至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危机可能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这便是“第九次危机”。

如何度过“第九次危机”是后疫情时代决策者要面临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无法向外转移危机的背景下，依靠农村实现软着陆是必然的路径依赖。

就目前的情况看，经济问题能否通过农村实现软着陆还不得而知，至少社会矛盾正通过农村获得缓冲——因“就医难”引发的社会矛盾。

放开后最大的冲击无疑是医疗冲击。城市是脆弱的，在海啸式就医压力面前，城市医疗体系不堪一击。

这时，农村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大量城市务工、求学人员返回农村，紧随而来的春运又会有过亿人回到农村。这种超大规模的迁徙，在稀释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定然也会减轻城市医疗压力。

就传染病而言，农村无疑要比城市更有利于切断传播链条，降低传播速度，因为农村人口密度低，住房面积大。

但是，农村的医疗资源更单薄，防护意识更差，定然会承受更大的痛苦，一些特定人群必然会承受更大的伤害。

最近，网络上随处可见城市居民留下的吐槽、求助信息，你几乎看不到农村地区的信息，不是这些地方不困难，而是农村地区在网络上没有话语权。

事实上，农村（包括县城）缺医、缺药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接下来，困难只会更多。

05尾声

作为在互联网上较早关注农村医疗问题的博主，早在12月初我就呼吁要重视农村医疗储备，防止农村医疗挤兑。

今天，我仍做这样的呼吁：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这就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的特色，就中国发展的历程而言，农村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农村是中国发展最大的依仗。同时，农村也是中国趟过一次次城市危机的关键。

财富在城市，但底气在农村。如今，农村即将迎来最强的冲击，我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村的医疗支持，针对性地做好农村防疫宣传，返乡者带些药物回去，减少对农村医疗的占用。

某个时刻，一粒药，可能就是一条命。

2023年第一篇文章话题有些沉重，但我还是想说，勇气，是生命在艰难时间奋不顾身的相信，相信，是时间赋予生命坚韧恒久的勇气。

因为有中国农村，有任劳任怨的中国农民，我相信中国肯定能挺过这轮冲击。但是，请不要让农民用赤裸的胸膛证明自己的勇气。

全文完，谢谢阅读。

文章首发于个人公众号“观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