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征夫建议取消寻衅滋事罪已经好几次了，真的感动到他自己。

那么我们看看这四个理由是否成立。

(相关资料图)

其一、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寻衅滋事罪是故意犯罪，主观故意是其构成要件。主观故意本身就是缺乏明确性的，这是故意犯罪的普遍特征，具体案件中对主观故意认定有不同意见是常态，没有不同意见那才怪。难道所以的故意犯罪都要取消？“追逐、拦截”、“随意”、“任意”等都是主观故意，这不是一清二楚的吗？大量的主观故意犯罪的模糊性都是无法消除的，但这不影响我们定罪量刑。

所以认为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为由建议取消是不成立的。

其二、法条竟合是立法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主要要看个法条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和规范的差别性。第二条与故意伤害罪竟合，但规范的情形不同，不能相互取代：故意伤害针对特定对象并有特定的情形，并要求构成轻伤以上。寻衅滋事罪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具有随意性、挑衅性，且往往群体无事生非。对社会危害性更大，所以不需要实际伤害为要件。第四条与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竟合？小孩都不会这样认为。第五条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均存在竞合？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是有预谋的，而寻衅滋事罪是随机的，两者根本不同。

如果法条独立存在有其价值，竟合又岂是废除的理由。除非该行为无需定罪，但又与竟合的情况已经入罪矛盾，应当入罪，岂不是死循环。何解？入罪。

其三、“寻衅滋事罪存在体系上的逻辑缺陷。一方面，某些同样的行为达不到直接惩治该行为的法条的立案标准，却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法条竟合，证明两件事：有相同的情形，同时又不同的情形。相同的情形在其他竟合的法条不为罪，不同的情形，却决定了应当入罪。法条竞合的存在，就是这种不同情形定罪不同。法律体系在这里不存在悖论，是朱大律师的法律理解存在悖论：不同的法条用相同的立案标准。

既然是朱大律师自己的理解存在悖论，该理由不成立。

其四、“寻衅滋事罪所打击的危害行为，已有相应法律予以处理，取消该罪不会出现法律的空白”，这真是睁眼说瞎话，为什么相应的法律不能处理而要用寻衅滋事罪入刑，就是因为其他罪不能归罪且该行为应当入罪，也不能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太轻）。

所以其四应当取消的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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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朱征夫的法律是自学的还是跟那个教授学的。在我知道的证据学中，证据不是必然性，证据只是概然性，即使是客观证据都是如此，更惶论主观故意了。朱征夫的建议，竟合的法条剩一条，其余的都取消，各位可以看看法律体系是否完整？百孔千疮，绝不为过。

当了这么多年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说的有用的吧，不要彻底的侮辱了这么多头衔，侮辱全国人民的智商。

附：     《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朱征夫取消寻衅滋事罪有四点理由。      

其一、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寻衅滋事罪中对于具体犯罪行为的表述难以准确界定，例如在公共场所“追逐、拦截”，怎样的追逐、拦截行为才具有破坏社会秩序的特征？同时，寻衅滋事罪中“随意”“任意”“情节严重”“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表述模糊，而这些又是该罪关键的构成要件。即使两高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例如明确行为人要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等主观动机，但具体案件中对行为人主观上的判断又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有人因追讨债务方式过激被判寻衅滋事罪，那么追讨合法债务是无事生非还是事出有因？因此，司法解释仍无法消除该罪在犯罪界限上的模糊性。      

其二、寻衅滋事罪与多个刑法法条存在竞合。按2013年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的该罪的行为特征，第二条与故意伤害罪、第三条与侮辱罪、第四条与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第五条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均存在竞合。    

其三、寻衅滋事罪存在体系上的逻辑缺陷。一方面，某些同样的行为达不到直接惩治该行为的法条的立案标准，却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例如故意伤害致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却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造成财物损失2000元达不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标准（立案标准为5000元），却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为2000元）。另一方面，寻衅滋事罪起刑点为五年以下，这也导致了一个不构成刑罚较轻的罪名的行为，却可能构成刑罚更重的寻衅滋事罪。正如前例，不构成刑罚均为三年以下的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却可以构成刑罚更重的寻衅滋事罪。这不仅是立法体系上的一个悖论，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其四、寻衅滋事罪所打击的危害行为，已有相应法律予以处理，取消该罪不会出现法律的空白。该罪表述的多种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有规定，例如该法第42条、第43条、第49条，规定了侮辱、威胁他人、故意伤害他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行为的处罚标准，由此可见，对于不构成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还可以施加行政处罚，法律并非听之任之。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并非唯一打击手段。拒绝利用模糊的规定将更多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考量，这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