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一场极限飞盘（以下简称飞盘）比赛中，对手的一次挥臂传盘的假动作重重打在zhifu脸上，撞掉了他两颗牙齿。

那个回合双方各执一词——zhifu认为这是明显的犯规，甚至有些恶意报复的味道；对手则坚持认为，zhifu在防守过程中距离他太近（飞盘规则中禁止身体接触，防守方需要和进攻方保持一个飞盘的距离），因此被误伤。

(资料图)

两方队员围在场地中央争论不休，比赛因此被迫中止，最后草草结束（zhifu后来因为掉牙+面部骨折，只能接受手术治疗）。

与其他团体竞技项目不同，飞盘比赛不设裁判，在面对犯规等争端问题时，双方当事队员需要依据飞盘精神进行自我裁决。

WFDF（世界飞盘联合会）是这样定义“飞盘精神”的：

1.熟知规则；

2.避免身体接触；

3.享受比赛；

4.公平竞争；

5.友好交流。

PS：上图是世界飞盘协会官网对“飞盘游戏精神” 的解读，红框部分翻译如下：“所有参赛者都有责任遵守规则。游戏精神的终极体现是每个参赛者都肩负起公平竞争的责任。这份精神相信所有参加比赛的参赛者都不会故意犯规，因此飞盘对犯规行为没有严厉的处罚，（一旦比赛中断）会在比赛中尽量模拟在没犯规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方式来恢复比赛。飞盘鼓励高度竞争的游戏，但绝不应牺牲参赛者之间相互尊重，遵守商定的游戏规则或比赛的基本乐趣。”

这意味着，比赛双方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那么比赛中如何在各自带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公平客观地评判一个争端回合？或者，在各自视角偏差的情况下，赛场上复杂的问题如何客观真实地被讨论？

这场2012年的著名比赛中，日本队队员走步，被加拿大队员指出后双方重开

在WFDF的比赛规则中（这里采用浙江大学学生极限飞盘社翻译版），第一章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明确写着——“极限飞盘默认每个队员都遵守公平竞赛的飞盘精神”，“本规则默认没有人会故意违反规则，因此没有对无意违规的惩罚条例”。

这种对于自我的要求，从主流竞技体育的角度来看颇有点理想主义甚至近乎荒诞，带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寄托。竞技体育向来的真理是——“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拖延比赛时间、制造犯规寻得有利判罚、扰乱对手心智、恶意犯规等等都是常见又光明正大的伎俩。

大多对抗性运动中，教练往往要求运动员们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尤其是“50-50球”（指双方有同样几率抢到球权）的争抢，更要主动对抗展现强硬。

但飞盘精神要求避免身体接触，必要时刻为了保护对手甚至可以放弃拼抢。同时比赛中需要不吝赞扬对手，不断鼓励队友。

事实上，大部分运动很少会有其独特的精神，或被统称为“体育精神”、“竞技精神”、“奥林匹克精神”等等，人们一般不会说“篮球精神”、“足球精神”又或者“乒乓球精神”。

唯独飞盘有着其独特的精神，并被参与其中的人奉为圭臬，似有种主动区别于主流文化的意味在其中。

极限飞盘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1968年美国新泽西州枫林镇的哥伦比亚高中举行了第一场极限飞盘比赛。那恰恰是嬉皮士浪潮席卷全美的年代，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在公路上流浪，他们反对战争，反思生活，批判主流文化。飞盘作为一个刚刚兴起的非主流运动，便自然而然地衔接进来。而作为赛场上权威象征的裁判，则被嬉皮士们所摒弃。

正如《华盛顿邮报》在1985年4月18日所刊，“很少有某种社会活动，甚至更少有运动，像飞盘这样承载了如此之深的文化内涵（Few activities, and fewer sports, carry the cultural baggage that Frisbee does）。”在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中，有这样一句带有双关语义的歌词——“我们这儿自1969年之后就没有这种酒/精神了（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这句歌词深层次的背景便是1969年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及其背后影响几代人的嬉皮士文化。

即便如今国内火热的飞盘更多地成为了雅皮士们（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交工具，但当年的嬉皮士们仍然在这项运动中留下了关于平等、博爱、尊重、非暴力的精神印记。

这些与生俱来的，使得飞盘的文化社交属性远远高于其竞技性。半个多世纪前，那些在草坪上热火朝天玩飞盘的嬉皮士们，或许从来没有在意过输赢。

过去一年多飞盘运动的火爆，带入了大量人口，很多国内业余赛事也逐渐兴起，有多支队伍参与的区域性联赛，也有商业性质的锦标赛。无一例外，本着遵循飞盘精神的原则，这些比赛都不设裁判，只有场边观察员（Game Advisor）在双方无法解决争议时给出自己的建议。

比如文章开头提到那个回合，观察员的建议并没有什么权威性。zhifu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再是犯规上的争议，而更涉及到了意外伤害、医疗赔偿等法律问题。尽管每支队伍都在赛前购买了保险，但也只负担去医院检查产生的费用，后续治疗并无着落。

就目前参与飞盘比赛的人而言，绝大部分都是只是接触飞盘一年左右的资深新手，这其中又有很多人有着足篮等主流竞技运动的经历。他们往往会带着固有的运动思维和比赛方式来进行飞盘比赛。

所以业余飞盘比赛往往会呈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如果一方叫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犯规或者违例，另一方可能会变本加厉锱铢必较；双方会因为一个犯规长时间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只能回盘到犯规前一回合（飞盘规则，不同于足球的红黄牌、篮球的技术犯规、橄榄球的码数判罚，这意味着犯规成本有时会比较低）；有些人会利用规则漏洞占便宜，比如拖延比赛时间等等。

同样是上面那场比赛（2012年），日本队员的这个飞扑动作就引发了对手的强烈不满

根据飞盘规则，两队在比赛之后需要互给精神评分，问卷一般基于五个问题：

1.他们是否熟知并且遵守规则？

2.他们是否主动避免身体接触？

3.他们是否公平地竞争？

4.他们在比赛中是否展现出了良好的自控和积极的态度？

5.他们在比赛中是否友好尊重地交流？

评分分为5档——差（0分），不太好（1分），好（2分），很好（3分）和非常好（4分）。由于比赛时产生的许多争端以及不愉快的过程，这项评分有时会非常惨不忍睹。

飞盘精神在这些乱象中反复受到质疑，缺少罚则使它无法构成一个合理的逻辑闭环。最基本的问题一直存在——在一个自我裁决的运动中，是否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飞盘精神诚实地约束自己？

飞盘的硬性门槛并不高，很多有运动经历的人只需几次训练便可以玩得不错，身体条件出众的更是可以迅速进入圈子顶尖水准。但这项运动软性的要求其实是优先于技术、天赋、意识以及战术理解的。

国内许多飞盘俱乐部也开设了自己的培训课。但由于本身缺少原生的文化土壤，基层教练质量良莠不齐，教学中常常普遍地忽视飞盘精神的灌输，更多侧重于飞盘技战术的讲解。

当飞盘精神在比赛中缺位时，基于此的整个自我裁决体系随之坍塌，不设置裁判的比赛规则也开始松动起来。

去年8月份，中国飞盘联赛（陕西·西安站）开打，这也是首次由官方主办的比赛。每场比赛设置两名裁判员，尽管背上印着“裁判员”三字，但他们的角色实际与观察员无异。

紧跟着8月底，首届北京飞盘公开赛举行，或许是汲取了前不久中国飞盘联赛西安站的经验，体育总局表示“北京飞盘公开赛是全国率先启用裁判员执法、有罚则的官方赛事。”

根据懒熊体育报道，北京飞盘公开赛引入了足球中红黄牌的机制，以及国际篮联5次犯满离场的规则。许多参赛选手表示不满，认为有违飞盘精神。北京飞盘公开赛的负责人表示：“参赛的新手很多，未必完全了解规则和飞盘精神，这样安排是为了让比赛变得更加公平，同时也更顺畅。”

无独有偶，世界唯一的职业飞盘联盟AUDL（全美飞盘联盟）每场比赛都配备4名裁判，掌握比赛生杀大权。在罚则方面也极为严格，诸如走步、阻挡均被视为犯规，并会被罚10码。

尽量避免身体接触的确是飞盘比赛的原则之一，万一有了要致歉的

卡位？不存在的，原地起跳原地落

在大火之后，随着冬季到来以及疫情的反复，飞盘开始冷却，人口红利期逐渐过去。许多飞盘俱乐部开始探索新的出路，或是与社交、相亲、公司团建等社会刚需相结合；或是与露营、攻防箭、躲避球等其他小众运动抱团取暖；有些俱乐部针对顶端的资深玩家做高阶训练营；还有瞄准下一代，走进小学开展校园体育……

如何继续推广这项运动，官方给出的答案是飞盘运动竞技化。根据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最近发布的《2023年全民健身项目赛事活动推介招标的公告》显示，2023年国内计划举办与飞盘相关的国际级、国家级赛事达到7场。

当飞盘头部比赛越来越多，如何成熟地运营，做好标准化和规范化，打造赛事IP，也将成为一项重大考验。去年年底，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了第一期飞盘国家级裁判员培训班，共有123人通过考核。显然，这也是官方在为今年接下来的诸多比赛储备人才。

飞盘精神绝不是一个伪命题，它的存在让这项运动充满独特的魅力。但在竞技场上，运动员不能有所顾忌，要放开手脚全力拼搏，裁判的存在反而是维护和推行飞盘精神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