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80后和90后来说,如果没有新闻发生,平常几乎不会想起上学的时候,见怪不怪的“大哥”以及数不清的小混混。
2月15日,浙江省仙居县职业中学有人打架。学校里面打架虽然不能说家常便饭,也不算少见,但根据当地警方的通报,4名伤者送医救治后,2名重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另2名伤者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
学校里一场架死了2个人,很显然不是普通的打架。
(资料图片)
虽然警方通报中没有提到具体细节,但是在媒体报道中,受伤的学生身上是刀伤。之后,网上开始有传言说,事件的起因是一名女生违规使用手机被学生会没收,与负责日常管理的学生会成员产生矛盾,该名女生叫来“社会大哥”,后者翻墙进入校园,致4名学生会人员死伤。
但没收手机的说法,被当地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否认了,“不是因为学生会收手机,是因为学校里面的一些事务,孩子跟孩子之间的(矛盾)”。
至于翻墙进入校园的说法也不太准确,“他们三个是从校门口登记进入的,按照学校来访规定,由学校里的老师出来接人,以什么理由登记后,人再进去。至少从监控都(看得)清楚”。
虽然收手机和翻墙的传言都不太准确,但是目前看来,确实有校外人员进入学校并行凶伤人,至于这几个“社会大哥”是什么来头,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而对于现在早已经是成年人的80后和90后,看到“大哥”这个词,简直是“死去的回忆突然开始攻击我”,因为以前简直是遍地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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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阵子全国各地的学校都陆续开学了,在以前,开学对很多学生来说是一件危险的事,尤其是有了压岁钱的中小学生。因为不管是学校内还是社会上的“大哥”,都正等在校门口准备“借钱”。要是被堵住的学生敢不掏钱,少不了挨两个大耳刮子。
这种行为在上海地区被称作“拗分”,说白了就是抢劫。当然,“拗分”是不分节假日的,一般每个月会“大哥”会定期收钱。有的学校是这样,到了规定日子,被“拗分”的人必须提前到校,然后乖乖把书包放到课桌上,由“大哥”到书包里的某个口袋里掏钱。不过也有一些社会大哥会在校门口随机“化缘”。
通常来说,这种“拗分”行为都避开班干部或者学习成绩靠前的学生,以免引起老师和学校的注意。
这不是个别现象。1997年3月到9月,《中国中学生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 在被调查的近万名中学生中,有5893人在上学、放学时遭到过敲诈、勒索或其他形式的骚扰,其中经常遭遇这类骚扰的有1760人,占29. 42% ;有7655人认为在自己上学放学的路上“很不安全”,占全部被调查者的85. 02%;有 737人在被欺负之后打算找人去报复。
此项调查受到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的重视,有关部门多次将校园及周边地区列为重点整治地区加以治理。结果到2001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对1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依然有40%的学生承认在校内遭遇过他人敲诈勒索。
只不过,“拗分”相对来说危害还不那么大,对混混来说,最重要的是威风。怎么才显得威风呢?谁能打,谁就威风。
当时“放学你给我等着”不单单是一个网络梗,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只不过通常来说放话的人不会自己一个人上,而是叫人:“你丫放学等着,我叫XXX跟你丫聊聊!”这句话里提到的人,通常就是方圆几公里的大哥了,他可能是高年级学生,也可能已经辍学,反正肯定挺能打。
至于那些盛产混混和大哥的学校,通常都会被当地人称作“流氓学校”。
1996年,有记者到上海长宁区一家中学采访,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布告,标题是“动员起来,开展与流飞习气作斗争的活动”。布告的前4条内容是:1.不许抢夺、强行索要同学钱物;2.不许与校外流飞勾结,向他们通风报信;3.不许向小同学收保护费;4.听从老师教育,不得打骂教师。
“不得打骂教师”这条,简直跟曾经“不许打骂顾客”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既然都这么规定了,自然是有不少老师曾经被打骂过,而实际情况往往更严重。
2000年10月30日,四川邻水县5名恶少不顾校方阻拦,持火枪和长短刀具强行闯入该县兴仁镇初中校园滋事,扬言要铲平学校,并大肆追杀学校师生,先后将校长和一位副校长砍成重伤,教导处一位副主任及数位老师也被砍伤。这个团伙的为首者刚满18岁,其余4人都是未成年人。他们不仅屡屡到当地学校滋事,打骂、抢劫学生也是家常便饭。
这种行为要是放到现在,不轰动全国都说不过去。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流氓学校”,同时也有无数存在于传说中的“一哥”“一姐”,至于其中真假,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
如果这些混混只是满足于“拗分”或者“茬架”,总体危害还在可控范围内,追砍老师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但与这些混混一起诞生的,是各种层出不穷的帮派。
这情况就开始微妙了,因为这些帮派往后退一步只能算是校园暴力,但是往前一步就是黑社会组织了。实际上,大多数帮派在成立之后,野心往往不只是“制霸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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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10日,云南省西畴县城,20多个人手持菜刀、匕首等凶器,在闹市区疯狂地追砍一名男青年,将该男青年砍成重伤,全身上下缝合200余针,留下终身残疾。
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伙丧心病狂的人最开始只是一群中学生。
1996年6月6日,西畴县第二中学学生王大跃、贺成康等12人到学校背后的山洞内野炊。这几个人都不是喜欢读书的学生,王大跃便提出说:“不如大家一起出来成立一个组织,干点事业。”
干点什么事业好呢?这伙人决定歃血为盟,成立一个帮派,名字就叫“跨世集团”,讽刺的是,“跨世集团”这个名字的灵感还是来自老师:“现在快到新世纪了,老师说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干脆我们的组织就命名为‘跨世集团’吧。”
“跨世集团”既然成立,自然就要开始运作。这群人以提供保护为名,开始在学生中发展“会员”,并强行向当地中学的学生收取每人每月0.5元至1元不等的保护费,不愿意交钱的人,“要打到不敢上学为止”。两年时间,“跨世集团”发展到100多人,其中骨干成员40多人。为便于管理,“跨世集团”分成8个堂,每个堂设堂主一人。
随着“集团”发展,“跨世集团”的势力范围逐渐从学校扩展到社会,他们霸占了当地一家歌舞厅作为据点,经常挟持女生到此奸污。不仅如此,“跨世集团”还干起了收钱杀人的勾当,所以才会在闹市追着人砍。
据当地公安机关查证,这个中学生黑社会犯罪集团仅1999年11月至2000年6月间,就结伙打架斗殴数十次,盗窃作案27起,盗得自行车10辆,三轮车7辆,现金600多元;抢劫5次;强奸妇女10多人,无故伤害他人身体10次25人,杀死1人。
最离谱的是,警方在2000年瓦解“跨世集团”的时候,缴获仿六四式手枪1支、火药枪3支、手榴弹(手雷)3枚以及子弹、长刀、钢管等一大批弹药和凶器。
这装备放到非洲大小也算是个酋长。
不止“跨世集团”,当时全国各地学校内外的帮派简直遍地开花,到处都是什么“飞鹰帮”“十三太保”“飞虎队”“蝶葬帮”,从1998年《中国法律年鉴》中的一段记录可以一窥当时的“”盛况:
“河南某县公安机关在整治某厂子弟学校的治安秩序时,发现该校由‘双差生’组成的所谓‘大刀帮’、‘青龙帮’、‘飞虎帮’、‘蜘蛛帮’、‘小青龙帮’等学生帮伙7个,涉及61人,其中小学生51人,他们专门从事诈骗、抢劫同学财物、破坏教学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
2000年,重庆市仅渝中区就有“白虎”、“龙义”、“长义”、“海义”、“三河”等少年帮派,其中最大的帮派“无道蒙”成员达到了数百人,就问你怕不怕。
《中国青年报》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当时我国中学生中25%的男生有意加入帮派,4%的女生也有意加入感兴趣的“组织”。
而对于那些被帮派欺负的人来说,反抗的方式往往不是报警或者告诉家长,而是抱团成立自己的帮派。
2000年9月,就在云南“跨世集团”被瓦解不久后,四川泸州的5个年轻人成立了“新龙会”,这5个人里有辍学打工的,也有还在上学的。根据起诉书的内容,他们的帮会宗旨是:“对抗‘飞鹰帮’,兴办茶馆、酒店,让弟兄们过得更好。”
根据泸州公安局的说法,“短短3个月时间,新龙会便发展成了有97名成员‘带有黑社会萌芽性质’的团伙,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校的初、高中学生,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帮主”谢藤军解释说,“他们全部都是自愿的。当他们被欺负时,我们替他们一说话,他们就听我们的了。”
“全部自愿”未必是实话,毕竟“新龙会”自己也干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比如打架斗殴还有盗窃。当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新龙会”经商议,批准因多次偷盗而劳教过的邱某某“入会”,设“神偷堂”,由邱出任堂主,主要任务是负责偷东西,筹集帮会资金。
偷完东西之后,这伙人还会留下一个纸条,上面写着硕大的两个字:债主,不知道是不是在模仿楚留香。
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自愿加入的。有些学生表示,学校里打架斗殴比较多,学生们组织起来对抗很常见,很多梁子是在学校里结下的,但往往需要在校外解决,没有靠山就只有挨打的份了。而另外一些学生加入“新龙会”的缘由就更简单了:“参加‘新龙会’当时在学生中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
用当地男中学生的话来说,镇子上没有什么娱乐,只能在录像厅看录像,当时中国录像厅里最火的电影,永远少不了《古惑仔》。
很显然,跟“跨世集团”比起来,“新龙会”的排面就要小的多了,除了打架斗殴,他们干的最多的就是偷鸡、偷牛、偷供销社的铝合金窗户……但是代入到中学生的身份,面对这些团伙的时候恐怕都要打个哆嗦。
实际上,还有很多帮派和团伙,虽然没有“跨世集团”这么嚣张,但一不小心就会闹出大问题。
广西桂林一个叫“同心党”的帮派,派入伙的3个人跟着成员去“练胆”,13个人截住了2个放学的学生,其中1名学生被帮派成员一刀捅死。为了“练胆”捅死一个人,放到现在恐怕微博都要瘫痪了。
用当时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的话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犯罪的表现形式总体上朝着团伙化发展,并出现了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有的甚至全部由未成年人组成。其组织严密,内有帮规,成为未来黑社会骨干的预备班”。
跟95后、00后相比,80后和90后的成长环境确实要“蛮荒”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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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混混和“大哥”的逐渐减少跟整个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从70后到80后再到90后,中国青少年的犯罪比例在逐渐降低。70后青少年犯罪占全国犯罪的比例为50%到80%之间,而80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0%到50%之间,到了90后这个比例又进一步下降。
而校园内外的这些帮派和混混的位置,正好是真正的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微妙地带,自然也会受到更大范围环境的影响。
在70后成长时期,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的剧烈变化,不只是青少年,整个社会的犯罪问题都出现了增长与恶化,不仅出现了村落结伙犯罪、亲友团伙犯罪,各地的车匪路霸也非常泛滥,各种黑社会势力也不断出现。这些团伙犯罪给当时的年轻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甚至直接拉拢、吸收他们为自己干活。
而到了80后开始长大的时候,这些团伙犯罪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控制,所以情况相比以前要好很多。但是,这时候大量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影像、音像制品开始进入内地,这里面就包括《古惑仔》之类的电影。这些电影在现在看来似乎没什么,但是在当时缺乏娱乐内容的环境中,绝对算得上冲击力巨大。
至于说90后,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在生活中接触到有组织犯罪,或者立志要成为陈浩南这样的拉风人物。
但是减少并不意味着消失。
2019年3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北部的巴林左旗,当地警方以涉嫌聚众斗殴为由带走了王岭等3人。10天前,王岭跟另一名大哥为了争夺在当地中学“立棍”,各自带着一群小弟多次在网吧和空地约架。
谁能够“立棍”,谁就能当“老大”,“学校里‘立棍’的人,学生们都怕,不会被欺负,说话好使”。至于实际操作,就是让“社会大哥”转发自己“想要立棍”的“QQ说说”。一些人“立棍”的方式更直接,给学校原有的“总棍”一些钱,对方如果收下,自己便可在所在年级成立“分棍”。
一个“总棍”的实力范围有好几个中学,而每个中学各有一个“大棍”,各个“大棍”又在不同年级招收“中棍”来管理。
但警方更关注的显然是另外的事情。赤峰市检察院指控,王岭等19名被告人在2017年8月至2019年5月期间,实施强奸犯罪45起。其中,王岭被指强奸29名女性,其中有28人尚未成年,更有10人未满14周岁。
这一次仙居县职业中学的事件,只希望跟这些乱七八糟的帮派和大哥没有什么关系,毕竟,以前年轻人感受过的恐惧没必要让现在的孩子再感受一遍。
而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回过头来看当年在学校中叱咤风云的所谓“大哥”们,会发现,除了一小撮犯了大事的人以外,大部分只不过是强装大尾巴狼耀武扬威的混子罢了。
参考资料:
赵冰瑶:70后、80后、90后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比较研究
杜立:少年帮派组织及其对策思考
三联生活周刊:四川泸州严惩的“新龙会”是不是少年黑帮
重庆商报:歃血为盟 称霸校园:一个中学生黑帮的覆灭
澎湃新闻:赤峰剿灭一恶势力团伙:平均年龄17岁,被控两年犯下45起强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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