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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居士

(资料图)

婚闹这种集体对女性施加性骚扰的“风俗”，这玩意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古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也不会出现这种对新娘和伴娘的性骚扰风俗。想起朋友结婚坚决拒绝回老家办婚礼，虽然把父母气的半死，但保障了婚后的夫妻幸福，不管什么亲戚朋友，对自己媳妇动手动脚，是个爷们也会提刀上去的，能接受这种性骚扰风俗的，实属理解不了

“闹洞房”古已有之，“婚闹”却是胡俗。

华夏礼法在上古时期一直视婚礼为“幽阴之礼”，一般是不奏音乐，也不祝贺的。

《礼记·郊特牲》：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婚礼不贺，人之序也。

《礼记·曾子问》：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归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

女儿出嫁，娘家人三天不熄灭灯烛，以此表示思念离别的亲人。娶媳妇的婆家三天不奏乐，是为感念大人恩情，体现了先秦时期婚礼风俗的淳朴。民间对新婚的庆贺，只是单纯的祝福。即便是“闹洞房”，也多发乎情，止乎于礼。

《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诗·齐风·东方之日》：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这种风俗一直沿袭到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长于民间的汉宣帝沿袭汉家“推恩令”等实用主义传统，在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通过政令进行了重大变革，恢复并扩大了汉武帝时通过推广《乡饮酒礼》、《乡饮酒义》等儒学礼制加强对地方民众教化的适用范围，最终达到稳定国家、巩固统治的目的。

《汉书.宣帝本纪》：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乾糇以愆。勿行苛政。

但也只是提倡“婚庆”，而非“婚闹”。

“婚闹”的风俗曾是广泛盛行于游牧地区的原始社会抢婚制度遗存，汉地的“婚闹”滥觞最早来自汉胡杂处的燕地。

《汉书·地理志下》：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可知，“婚闹”从出现伊始，过分的言行就在传统中国文化中被视为一种陋俗恶习。然而此端一开，后必甚焉。贺婚之礼兴，各阶层之婚礼遂日趋奢侈。

《三辅黄图·卷四》：秦地嫁娶尤崇奢靡……长安闾里嫁娶，尤尚财货。

《后汉书·章帝纪》：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

东汉王符《潜夫论》：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及至汉末，各种伴随婚礼举乐同时相应而生的“婚闹”习俗已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并在民间有泛滥之势。

仲长统《昌言》：今嫁娶之会， 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新族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之也。

应劭《风俗通义·穷通》：汝南张妙会杜士，士家娶妇，酒后相戏，张妙缚杜士捶二十，又悬足指，士遂致死。

这是中国最早由于“婚闹”打死新郎的记载！

为了规避汉季之教训，后世礼典礼志往往制令明禁婚礼举乐希图恢复古制。

《北史·高允传》：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虽条旨久颁，而不变革，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人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后周书·崔猷传》：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猷又请禁断，事亦施行。

尽管如此，“婚闹”现象依旧屡禁不止，在民间更是长盛不衰。

晋代葛洪《抱朴子·疾谬》：俗间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渎，不可忍论……或系脚倒悬，酒客酗醟，不知限齐，至使有伤淤流血，口止委折支体者，可叹者也！……古人感离别而不灭烛，悲代亲而不举乐礼。礼论娶者羞而不贺，今既不能动蹈旧典，至于德为乡闾之所敬，言为人士之所信，诚宜正色矫而呵之，何谓同其波流，长此弊俗哉！然民间行之日久，莫觉其非，或清谈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民族大融合，此风更甚，原本只在民间流行的“婚闹”习俗甚至登堂入室走进了宫闱。北齐开国皇帝高洋（谥号“文宣”），虽是鲜卑化的汉人，但贵为帝王仍须顺从当时的风俗。

《北史·卷十四·列传第二》：段昭仪，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为俗弄女婿法戏文宣，文宣衔之。后因发怒，谓韶曰：“我会杀尔妇！”元氏惧，匿娄太后家，终文宣世不敢出。

“五胡乱华”之后，中原板荡、礼崩乐坏，传统“男女大防”之礼多废，不仅北方的婚俗沾染胡风，南朝的婚俗也渐次放宽。

以至于唐代杜佑《通典》回顾这段历史：东汉魏晋以来，时或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乃以纱縠蒙女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礼，六礼悉舍。

唐朝政府也曾屡次试图恢复古代婚俗礼制。

《新唐书·舆服志》：太极元年，（唐）绍请禁士庶亲迎广奏音乐，制从之。

《唐会要·卷八十三》：会昌元年十一月敕，婚娶家音乐，并公私局会花蜡，并宜禁断。

但实际无济于事，甚至“婚闹”又出了人命，这次倒霉的还是新郎！

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记载：北朝婚礼，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律有甲娶，乙丙共戏甲。旁有柜，比之为狱，举置柜中，复之。甲因气绝，论当鬼薪。

宋代程朱理学成为主流之后，上层社会提倡符合儒家规范的婚姻礼制。理学对恶俗的婚闹起到了一定的压制作用。士大夫阶层往往将“婚闹”习俗当作奇观来讲，也都持否定态度。

清人秦蕙田在《五礼通考·卷一百五十五》考据宋代婚礼：主人以酒馔礼男宾于外防，主妇以酒馔礼女宾于中堂，如常仪，不用乐。

南宋庄绰笔记《鸡肋篇》：南方之俗，尤异于中原故习。（吴郡）诸礼颇多异事。如民家女子，不用大盖，放人纵观。处子则坐于榻上，再适者坐于榻前，其观者称欢美好。虽男子怜抚之，亦喜，而不以为非也。

有明一代，尽管多沿袭唐宋制度，清则承明制。然而经过蒙元的统治和文化洗礼，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明史·志卷三十一》：周制，凡公侯大夫士之婚娶者，用六礼。唐以后，仪物多以官品为降杀。洪武五年诏曰：古之婚礼，结两姓之欢，以重人伦。近世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其仪制颁行。务从节俭，以厚风俗。故其时品节详明，皆有限制，后克遵者鲜矣。

明朝杨慎《丹铅杂录·卷一·戏妇》：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妇之家，新婿避匿，群男子竞作戏调以弄新妇，谓之谑亲。或褰裳而针其肤，或脱履而规其足。以庙见之妇，同于依市门之娼。

明末田艺衡《留青日扎》：今徽州等处人娶新妇入门，众亲戚皆百般戏侮调弄，名“弄新妇”，甚有至于不堪毒谑死者。云其衣服鞋履，皆用线缝缀,恐有疏脱，但不及于乱耳。

民国徐珂记录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清稗类钞·婚姻类》：扬州俗尚闹房，合卺后，每夜洞房中，烛光如昼，满座人声腾沸，戏谑百端。新夫妇华服艳妆，对立绣帷前，任人摆弄……（淮安等地）闹房者，闹新房也。新妇既入洞房，男女宾咸人，以欲博新妇之笑，谑浪笑敖，无所不至……成年者之闹房，其目的在侮弄新娘及伴房之女，淫词戏语信口而出，或评新娘头足，或以新娘脂粉涂饰他人之面，任意调笑，兴尽而止。男家听其所为，莫可如何也。

而为避免新人在婚礼受辱，明代的民间婚礼上出现了“职业伴娘”。

晚明冯梦龙编撰的《情史类略》：吴中女子初嫁，必有伴娘，主教导新妇及插戴事。

到了清代，伴娘已经成了各地婚礼的“标配”。

《清稗类钞·奴婢类》：新嫁娘之有伴娘也，各省皆然，一曰喜娘，又曰喜嫔。伴娘果美丽者，闹房之人视线所集，不於新嫁娘而於伴娘矣。衡州俗则更奇，每於未婚之前，必由媒氏传语女家，聘伴娘一二，以容貌清丽歌曲工雅者充之。俟亲迎日，肩舆而来，而客乃任意调笑，甚且苟合，少则三五日，多或一二月，随男家之贫富为转移。伴娘亦以其多金而安之，虽声名狼藉，不惜也。

可见明清时期的伴娘，跟我们今天一般由新娘亲友担当伴娘并不一样，而是新娘家聘请酬劳不低的职业伴娘。她们的主要职责就是作为“闹洞房”中新娘的替身，这或就是近世“闹伴娘”的由来。

解放后号召“解放妇女”，因此基本消灭了以调戏女人取乐的“闹伴娘”陋俗。

不过“闹洞房”却为贫下中农喜闻乐见又不分长幼尊卑，出于阶级立场，只能循循善诱，而未强力废止，“结婚三天不分大小”的老规矩在农村地区继续得以留存。

作家浩然发表于1958年的小说《新媳妇》里描述环渤海一带的新婚洞房甚至闹得更厉害了，可以“把新媳妇的衣服剥下来，或是往鼻子里撒辣子面”，而且“闹的越厉害，主人越高兴”，新媳妇不被闹还会被嘲笑没人缘。而改开之后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区的“婚闹”陋俗随着恢复传统的口号又死灰复燃甚至愈演愈烈。

总体来说，古代“婚闹”多发生在胡化和儒家礼俗并不昌达的地区，比如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地。及至现今，国内黄淮以北地区的“婚闹”现象较南方地区仍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