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原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Sir找贾樟柯聊了聊。

距离他的上一部作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已经过去三年，这三年间发生了太多事。

令人好奇，贾樟柯有没有什么项目被按下了暂停键，未来他的电影又会怎样回应裂变的时代。

最近，因为宣传监制的电影《不止不休》，贾导在微博上忙碌了起来。

截止今天，影片票房突破5600万。

在大片当道的院线里，这个数字当然算不上多起眼。

但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中承载的议题：新闻理想、弱势群体、国情与现实……

都意味着在张皇失措的三年过后——

口碑文艺片开始回归院线。

现实主义和人文关怀也重新闪现在国产片里。

当市场复苏，一切归序，中国电影仿佛终于等来了繁盛的春天。

Sir想知道，贾导的电影计划是否也在进行中？

他对今天的电影，又有哪些想说没说出来的话？

短短一个小时，但聊天也很有料。

贾樟柯的回答还是一如既往，真实，简洁，直击要害。

01

网文代替不了新闻

《不止不休》有一个细节，韩东跟黄江初次见面，手里拿着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序言中，茨威格写：“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但是，如果新闻理想是不朽的事业。

为什么这几年的国产影视，我们根本记不住一个鲜活的记者形象？

《狂飙》里，官二代孟钰是自媒体主编。

因为一次失实报道，她被妈妈吐槽：

《保你平安》大鹏伪装成记者到福利院“调查”。

福利院的阿姨充满警惕：自媒体，算媒体哈？

时代变革下，记者的形象，从曝光黑暗的现代侠客，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反派小人。

为什么？

贾樟柯说，与其问这个，不如先追问一个更紧迫的怪象——

现在还有记者吗？

现在的媒体，都在搞营销了吧。

我真的不懂，我看很多网文说，记者找不到工作了，这是怎么了？没有新闻视频，没有调查记者是不正常的，这个行业应该继续存在。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需要新闻的。如果一个国家全是网文，没有新闻，没有深入的调查报道，那这真的好可怕。

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说，记者已经消失了。因为事实上不应该这样，现在是不正常的。

02

这个时代更需要励志

据贾樟柯说，《不止不休》在讨论阶段，还有一个名字：凌云。

在现实题材的光环下，电影更重要的内核是：

励志。

《不止不休》想去回应一个命题：

“这个时代的氛围，是个体越来越无力，越来越无足轻重。个体的努力还有用吗？”

贾樟柯还提到了一个人——

王克勤。

这位调查记者，被誉为中国揭黑第一人。实习生时期就揭示过北京出租车乱收费现象，后来凭《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报道名扬天下。

2011年，王克勤离开了所在的《中国经济报道》，后来，他出现在贾樟柯监制的纪录片《语路》里。

也是这一年，学者张志安在《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中直言：“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

2017年，调查记者数量再次砍半，张志安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中表示，仅剩不到175人。

《不止不休》里，韩东和黄江为了调查矿难，乔装打扮。嫌农民的旧衣服都不够旧，还在地上打滚磨破，用泥把脸抹黑。

现实中，王克勤曾经为了调查被封锁消息的“定州征地血案”，故意打扮成农民，他把相机藏在麻袋里，然后嘴里叼着烟，手里还开着拖拉机。

调查记者的江湖，才是真正的腥风血雨。

那个年代，轰动一时的案件有很多，从孙志刚到毒疫苗，包括电影中提到的，“它不上头版，谁能上头版”的矿难。

△ 贾樟柯在《不止不休》里用方言客串煤老板

但就像部分年轻人疑惑。

在调查记者无迹可寻的当下，去拍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真的有意义吗？

贾樟柯引用了王克勤的一句名言：

王克勤说，努力不一定能改变，但不努力一定不能。乙肝案件，它代表你努力了，改变了。我觉得是给人希望。

就像电影里提到矿难，那也是人的故事，人命的故事。但它仍然处在社会改变进程当中的一部分，远远没有到了一个节点。不能说没有改变，但一直在循环。

但是改变乙肝歧视，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通过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人的努力，国家真的取消了这个制度，今天已经看不到体检在检了。整个社会接受了科学，接受了乙肝对社会没有普遍性危害，它不能妨碍一个人的正常的工作就业。

03

北京承载过那种理想

贾樟柯说《不止不休》最触动他的，是北京曾经自由蓬勃，畅谈理想的氛围。

或许，也是因为当下，让他产生了落差。

去年11月，贾樟柯在与菲律宾电影人拉菲尔的对谈中，表达了自己对年轻创作者无法聊艺术的担忧：

有一天我剪片，拉菲尔突然跟我讲，安东尼奥尼说了句什么，过了一段儿又说，巴赞说了什么。我非常感动。

我在北京，已经五六年没人跟我谈这两个名字了。每天听到的就是票房高了，票房低了，初审通过了，没通过了，立项下来了没有。

我真的很想谈艺术。

Sir很多年轻同事看完《不止不休》，都会产生强烈的错位感——

我们好像真的生错了年代。

电影中的韩东，高中没毕业，能凭才华和人情进入报社，一稿成名。

明明是改编自真人真事，但在年轻人被就业焦虑裹挟的今天，这仿佛是来自第二个星球的故事。

贾樟柯很理解这种错位：

有年轻人提出疑问，报社的一个记者，能这样弄一个人进来吗？不要通过hr，不要填表，还不看学历吗？是啊，这是真的。那个年代，一个有话语权的记者就是这么厉害。甚至，其实各行各业都这样。

那个年代的北京，是能够成就个体，成全人，成全理想的。当时大量的年轻人去北京，不仅仅是带着挣钱的欲望，可能很多人都是为了某种理想。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谈论一些严肃的命题，甚至哲学的命题。我来北京也是为了我喜欢的事，我想成为一名电影工作者。电影里，韩东他们是媒体人，但对艺术家，对电影工作者来说，气氛是相似的。

北漂。

不仅仅为了赚钱，也是为了追寻文艺梦，在北京这个汇聚了无数机会和艺术资源的城市里，哪怕住地下室也甘之如饴。

这种故事，我们过去能看到。

陈可辛的《如果·爱》，周迅饰演的孙纳，是从乡下跑到北京来找演戏机会的穷姑娘，大冬天的北京，她吃不上饭、没地洗澡，遇见了同样不富裕、来北京学导演的林见东。

包括贾樟柯自己也是，千禧年初他住在一个破旧的居民楼，大部分的空间都用来堆放电影碟片。

这样的故事，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

内卷的环境中，他们思维的面向不是向外，向远方、梦想，而是更加现实和局促。

贾樟柯是这样观察到改变的：

那时候你在北京很容易活下来，因为你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互相帮忙，也就安顿下来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学美术出身，想成为一个电影美术师。有段时间他就是背着一个军挎包，到处流浪，包里只有两样东西，一条毛巾，一个牙刷。他就在各个高校的宿舍里流窜，然后等待下一个剧组的召唤。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如果生活在北京，08年奥运会就是一个转折。这个城市在提速，在升级，它主要反映在商业氛围，经济氛围的升起，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和人的连接更加商业化的一个社会里面，它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厂。

高校制度也改革了，现在你再去高校混宿舍已经不可能了，保安会把你轰出来。但那个年代，人和人是不设防的，你可以说现在更加有规则，也可以说对不同人的包容性下降了。大家都在某种商业秩序里面谋生了，氛围不一样了。

北京的文化资源还是很丰厚，但是那种同仁、同龄人之间的密切的艺术互动，肯定就减弱了。大家今天还在琢磨业务，但是这种琢磨，可能变成你自己去写篇文章，或者自己去思考和感受。那种亲密的、广泛的、频繁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经比较少了。过去我们一顿火锅，从下午六点吃到半夜三点，就在这聊。今天这种行为可能都显得幼稚了，而且根本没有人陪你这么干了。

04

我相信平凡英雄的存在，但我更关注失败者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生存或许不是困难。

但生存之上，个体的理想，个体的精神诉求，已经成了聊不起的奢侈品。

是时代不允许我们聊理想了吗？

还是说，我们自己丢掉了理想？

贾樟柯说，他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时代还允不允许有这样的理想。但我自己深刻的感触是，时代特别需要这样的理想，今天的时代更需要这样的理想。”

时代需要理想，不是长辈对晚辈的“打鸡血”。

恰恰相反，贾樟柯是最“不懂”给人打鸡血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在创作上跟王晶的南辕北辙——

我确实跟王晶性格不太一样，我不否定个体英雄、平凡英雄的存在，甚至很理解，很相信。但就创作而言，我还是对失败者比较感兴趣。

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有很多，包括疫情这几年。但是我没有起心动念，想要拍这样的故事，这可能是我的弱点。

失败者，是什么人？

在很多人看来，人分为两种，有理想和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是失败者。

贾樟柯曾经也这么理解。

但拍完《站台》后，他真正贴近了失败者——

放弃理想的人，都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

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

《站台》这个电影伤感，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

——《贾想：贾樟柯电影手记1》

当时，他还补充了一句更伤感的反问——

“我把这些心情拍出来，想要谈谈我们的生活，可有人来听吗？”

△《站台》结尾，崔明亮回到了山西，跟从未出过县城的初恋情人结了婚、生了娃

贾樟柯创作的焦点，始终是因为责任和生存而放弃了理想的人。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励志几乎不存在。小人物被时代的巨浪推着走，不仅无暇、无力改变现实，甚至看不清现实的真相。

△《三峡好人》

05

当电影超载

2019年11月，《不止不休》开拍。

2020年1月，电影宣布杀青。

因为疫情，《不止不休》按下了暂停键。

但这并不是它专属的困难。

过去三年，我们见证了无数电影一波三折的定档、撤档。

我们一度怀疑：是题材的敏感性让《不止不休》多次延迟吗？电影是否涉及非自愿删改呢？

贾樟柯的回答是，“没有，都是自发的”。

不止不休遇到的困难，跟中国疫情这三年数以千计的电影一样。

大家莫名其妙地都进入了一种不确定的等待期，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反正放不了。没啥意见，没啥回复，你问人也问不来，就干等着。大家进入到一个毫不确定，没有回应，没有沟通渠道的状态。

好在这样一个奇怪的阶段结束了，过去了。反正我们中国电影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丢了三年时间，那么，我们我们接下来就好好拍电影，把这三年追回来。

但是，真的这么容易追回来吗？

等待戈多一般的三年，消耗的不仅是创作者，更是观众的观影信心。

当然，还催生了必须借电影说话的冲动。

《不止不休》上映后，因为韩东女朋友小竹这个女性角色塑造得较为单薄，王晶导演一度惹来了“厌女”指控。

贾樟柯能理解这种借电影发声的不安。

我非常理解，我也特别容忍这种女权主义批评的声音，因为在她们看来，这个电影确实没有反映女权主义。

但是——

我始终认为，看一个作品也应该站在导演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个电影它不解决女权主义的问题，它解决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注意力都在那帮记者。

小竹（韩东女朋友）这个人物，她有她的世界，但电影没有展开太多篇幅去去呈现，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王晶前一段有个回答挺好的，他说，如果说电影无法反映女性的话，那它也没有反映小孩，没有反映老人，那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

但我理解这些评论，我们话语空间太窄了，只能借由电影各说各的话。我们只有通过娱乐，通过电影，通过影视才能说点我们想表达的主张。除了这个渠道，似乎没别的渠道，所以就只能发发弹幕，借题发挥。

06

创作需要舒展的空间，但我们的空间依然很有限

话语空间的窄小，表达渠道的缺失，同样是年轻创作者的困境。

过去，我们会给中国导演归类成：第N代。

其实到了第六代，这样的分类和归纳，已经在失效。

因为这一代的导演，已经呈现出一种游离体制、形形色色的叛逆，无法被抽取出太多共性。

到了下一代，这种趋势其实更加明显。

哪怕一直在做青年导演扶持工作的贾樟柯，也无法归纳出青年创作者的共性。

年轻人的困惑各不相同，他跟以前我们的那种困惑不太一样，每个人具体的处境不一样，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不一样，你的问题对他不是问题，他的问题对你也不是，形成很个体化的局面。

我过去无论是在戛纳做青年导演的工作坊，还是釜山电影学院任教，主要都是跟年轻的导演打交道。国际的年轻导演，他们很容易跟当代社会的演进发生密切的关联，他们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在跟世界思潮同步的。

过去很多电影是表现来自社会政治的焦虑。但这十年已经转变了，他们更多的是身份的焦虑，性别的焦虑。今天进一步的改变是，变成了人类跟人工智能的对峙。还有像医学、人工智能的进展，像前几年戛纳金棕榈《钛》，还有很多赛博朋克题材，都是在讲这个。

△ 《钛》

但是在国内，很多东西是话题禁区。最简单的，我们的电影连现代人群里大量存在的性别焦虑都表现不了，这就要落后于国际市场，国际话语了。我们不能因为市场很蓬勃，就无视我们跟人类思考的前沿还有一段距离的问题。

我们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我们的话语空间始终是受到挤压的，始终是不够充分跟饱满的。它致使创作的舒展度不够。创作，是某一种需要舒展度的运动，精神的蓬勃，想象力的蓬勃，这个舒展的空间，目前看仍然非常有限。

还有过去疫情三年，那种不知从何说起的不确定性，也是大家共同面对的困难。

07

电影交流是双向的

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开放了。

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好莱坞和日本动画，悉数返场，就算是没有小长假的三四月，电影院的可选项也变得丰富起来。

跟被疫情耽搁的时候相比，市场是热闹起来了。

但如果再看工作日仅3000万左右的日票房，又不免让人担忧起来：

过去被击溃的观影冲动，还有报复性反弹一说吗？

答案是存疑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电影跟国际接轨，就只是吸引别人“到我们这里来”。

可是，我们走出去的机会呢？

聊到跟国际电影的交互。

贾樟柯说了不少狠话：

我觉得现在引进的电影，仍然不够，它们还是被选择的，而且不是正常的市场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充分的交流。包括我们电影的创造力，能不能登堂入室，能不能进入到必要的台面上来，来跟全球前沿的电影一起成为被讨论被研究的作品？这一部分作品到底有多少？

电影交流一定是双向的。引进是一方面，但我们的电影能不能进入到那样的一个话语空间，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缺席国际电影展已经很多年了，今年柏林可能有些变化，希望今年戛纳、威尼斯也有进一步的变化。我们还是应该到处都有中国人的声音，中国电影人的作品，有更多机会能被大家讨论，成为国际关注的对象。

我们不能只满足电影引进，不能满足于内循环，如果这样就只能落后了。

△ 《隐入尘烟》是去年缺席柏林电影节三年后，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

如果我们把电影放在一个娱乐的角度来看，它就应该热热闹闹的，大家还是要一起把市场弄热闹，聊理性，聊去泡沫，这些都是一厢情愿。

泡沫永远在，不能连火都没了。你去泡沫，就连子弹都没了。我觉得你要允许影视产业有一定的虚火，有一定的泡沫，有一定的膨胀。

只有热闹，电影行业才能维系。从工业上来看，对电影千万不要有洁癖。说你喜欢什么电影，希望这个世界的电影都是这样子，就是要不同类型的电影，你要允许自己不喜欢的电影存在。

从精英的角度来看，有些电影格调不是很高，但是它能给数以亿计的人带来快乐，那也是它存在的理由。看电影要有颗宽容的心，能容纳不同的电影人，容纳泡沫，娱乐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08

「在清朝」没什么实际进度，但在我大脑里拍过1000多遍

2022年，Sir没有写中国电影的年终盘点。

但Sir很好奇——

在贾樟柯心里，去年的国产最佳，花落谁家呢？

谁知，贾樟柯杀了Sir一个措手不及。

你要听真话吗？

我去年没怎么看过电影，国内的，国外的，都没怎么看。

我现在基本不看电影，老了，落伍了，跟不上年轻人了（笑）。

听到这里，Sir原本准备的问题，都不知道要怎么问下去：新片《风流一代》赵涛会不会演、具体什么时候会出、跟立项十多年未见天日的《在清朝》有没有关系……

当然，贾导还是很实诚地透露了一丢丢：

最美的电影都在我的脑海里。《在清朝》在我脑海中已经拍了1000多回了，我觉得我拍的电影，不一定要拿出来给别人看了。

当然也不一定就见不到了，说不定哪天缺钱了就拍（笑）。

2023年，贾樟柯新片《风流一代》立项。

据他描述，这是一个有歌舞元素，讲改革开放后一代人的故事。

那啥时可以看见呢？

“不要太期待，会准备得比较长。因为这样可以多弄点预算（笑）。”

对Sir来说，结束跟贾樟柯的对话，停止对他新片的期待，是一种巨大的困难。我们很难忘记，第一次看《站台》被县城青年追着火车跑所感动，还有《三峡好人》的高空踩钢丝，如何精准、诗意地描述出，全体中国人在物质膨胀和光速发展中的眩晕感。

在Sir开始看电影的时候，贾樟柯是青年导演，是第六代，是亚洲电影闪耀的新星。

不知不觉中，贾导已经过了五十。

但没有改变的，是那种年轻的立场。

没有因为功成名就，就走入与现实隔离的高处，他的发言仍然能切中年轻人的所思所想——

△ 贾樟柯与黄灯老师聊“二本学生”

依然年轻的是，办影展、做监制、扶植新人导演，他还在为曾经的电影理想，尽力发声，四处奔走。

现实会有很多失望。

保持理想的一个办法是，与还相信力量的人对话，接触，相互确认。

他们能让你看到，理想能穿过现实，中国电影是有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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