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禾几视角

美国侵朝战争中，大量美军官兵侥幸没在战场上被打死，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但却受到了志愿军的宽大待遇。

（一）

【资料图】

有一天，一个名叫摩斯的美国战俘找到志愿军战俘营的英文翻译问道：“我是否可以给我母亲写封信，告诉她我在这里的生活情况？如果母亲看到我的信，知道我还活着，不知道她会高兴成什么样子！”翻译当即肯定地回答：“这件事，可以给你提供帮助。”这位美俘连声道谢。

实际上，志愿军通过火线释放俘虏，将战俘给其亲友的信带出去，这样的事早就开始了。

1951年3月13日，志愿军俘管当局，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商量，达成一致意见：承诺为战俘同其亲属间通信联系提供帮助和便利。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不久，我方代表在谈判桌上正式向对方提出交换战俘信件的问题。经过谈判，达成协议。

志愿军战俘营给战俘们发了钢笔、信纸、信封，供他们写信用。每个战俘中队都设有一个信筒，战俘们的信写好后，投到信筒里，由俘管人员或翻译定期收取。还允诺战俘们写信不需贴邮票，由战俘营当局负责，设法将他们的信件转寄出去。

为了转发战俘们的信件，志愿军俘营当局还想了许多办法，开辟了更多的转信渠道。

例如，请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将战俘们的信件带到板门店，交给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转给战俘们在国内的亲属。委托访问战俘营的各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外国新闻记者和各国知名人士等，将战俘们给其亲友的信件带出去转寄。由前线各对敌广播站将战俘们的信件进行广播，让收听到的前线美、英等官兵向其亲友口头转达。俘管当局还同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辟了一个名为“战俘空中呼叫”的节目，于1951年下半年开始，播出美国战俘对其在国内的亲友的信件录音，等等。

（二）

我方停战代表团于1951年12月25日在板门店将战俘们写的803封家信交给了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转发；紧接着又一批980封于1951年12月31日交给了对方。

这件事给了美国方面很大的震撼。一场由美国方面导演的闹剧上演了：美方也急匆匆地将朝中被俘人员的一批信件交给了我方。

美方交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信啊？！志愿军政治部杜平主任在他的回忆录《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做了如下描述：

“寄到中国去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写的信）只有43封，而且都是用印好的32开卡片写的。信的内容大同小异，大部分只有‘庆祝圣诞我很好’7个字。从这些卡片的字迹来看，除了五六张以外，其余都是4种相同的铅笔字迹填写的，其中有一种字迹就代写了13张，有3张卡片的发信人的名字，竟是先用英文拼音写后再译成汉字的。许多收信人的地址含糊不清，不外是什么‘东大街’、‘西大街’、‘十宇街’之类，有一张收信人住址为‘北京’的卡片上，还出现了一个根本没有的街名：‘极权街’。至于收信人，有什么赵老汉、张老三，以至还有《水浒传》上的潘金莲等等捏造的人名。”

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领导人乔冠华对美方的这种做法嘲讽为“国际玩笑”。

（三）

然而，美方这种拙劣的“国际玩笑”并不是惟一的一次。

随着战俘及其亲属间往来信件的不断增多，美方使出的这类小动作也在不断花样翻新。

后来陆续发现，从美方通过各种渠道转来给美、英等战俘的信件中，夹带有欺骗性的宣传品、反动传单、战俘本人素不相识的女人骚首弄姿的照片、不堪入目的图片，甚至还发现信中附有带恐吓性的字条，威胁战俘不要在志愿军战俘营中表现积极，如此等等。

当然，有一些好心的战俘亲属，在寄给战俘的信件中，放两张5美元、10美元、20美元的小额钞票，或在信中放一些剃胡须用的刀片、口香糖及其他小食品等，以表示对亲人的关心，则是另一回事。

针对这些情况，志愿军俘管当局于1952年10月15日对各俘管团、队、中队发出通知，明确规定：由于双方关于交换战俘信件的协议只限于交换信件，凡信中附有信件之外的任何物品，都是违反双方协议的；同时，战俘营给每个战俘均发有日用必需品，没有必要再叫亲属寄来零星物品，也劝说亲属不要主动这样做，尤其不要在信里夹寄美元现钞，在战俘营里也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

这些规定在战俘中宣布后，战俘们均表示理解，并且愿意配合。有的战俘在信中发现有反动传单、违规图片等物品，主动交给了俘管干部或翻译。

（四）

根据志愿军俘管处有关单位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52年4月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战俘被遣返，我战俘管理当局通过各种渠道共发出俘虏给其国内亲友的信件12.9万余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战俘空中呼叫”节目组选播战俘的家信900多件。这些信件主要是美英战俘写的，其他国家战俘写的只有一小部分。美英战俘文化水平普遍较高，绝大多数人都能自己写信战俘们在给其国内亲友的信中，比较集中的内容是：述说自己在志愿军战俘营中的生活情况。亲身感受到志愿军的宽大待遇；思念家乡，挂念亲人；希望和平早日到来，平安回家同亲人团聚，等等。

有少数战俘属文盲或半文盲，他们眼看着别人给家里写信而自己却不能写，干着急。美国黑人战俘杰恩因为不能给母亲写信而急得直哭。俘管当局决定给他们办文化补习班。因此，出现了这样有趣的现象：以中文为母语的英文翻译，教说英语的战俘学习读写英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战俘极为高兴，逢人就说：“我们识字了，也可以给家里写信了。”战俘杰恩给他母亲写了一封长信。他对战俘同伴说：“妈妈看到我可以看书写信了，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战俘能够同其亲属进行通信联系，这件事在战俘中，在其亲属间，产生了强烈反响。

美国战俘詹姆斯给其女友写信坦露心声，他写道：“我被俘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是敌对的。因为军方告诉我，当了俘虏要受虐待。事实恰恰相反。经过战俘营的生活体验，志愿军对战俘执行人道主义政策。我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当作朋友。”他还写道：“是他们（志愿军）给了我生活的信心使我由精神不振到积极参加文娱体育活动。我想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还要学东方文化。到咱们见面时，让你看看我的变化，你会大吃一惊的。”

据1952年8月9日英国《约克郡晚报》报道，英国战俘利兹的母亲麦吉·奥温太太看到她儿子的照片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她对该报记者说：“我从照片上看到儿子的模样，高兴极了。他过去写给我的信说一切都好，我总是不相信，认为是安慰我的话；但从照片看，还真是这样。我心头的压力就没有了。”

（五）

与此同时，战俘们也收到其国内亲友的大量来信和照片。

从1952年9月15日，一直到战俘被遣返，战俘们共收到其亲友来信35.4万余件。许多战俘得到父母妻儿及其他亲友的信息后，情绪高涨，或者是奔走相告，有的当众宣读，给大家传阅，或者是将亲友的来信和照片张贴在墙上，让战俘同伴们分享自己的喜悦。许多战俘亲友的来信情深意切，生动感人。

纽约市一位母亲写信给被俘的儿子哈罗德·T·布朗说：“对给你照顾、让你与亲人通信联系的当局，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这里的人和我一样都很感激他们。”她还写道：“我确信他们是会按《日内瓦公约》来待你的。你的照片在《纽约时报》登出后，我看到了证据。”

一名美国战俘的父亲给他儿子来信说：“希望所有的孩子们快回来告诉大家，报纸上骂中国人民志愿军待你们不好，都是错误的。”

美俘狄思尼的妻子来信说：“我从内心深处永远感谢中国人对你的真情照顾。”另一个美俘的妻子来信说：“最好希望中国人把你们送到和谈会上去证明，你们是得到宽待的，以揭破他们的谎言。”

美国战俘克利福德·史密斯的父母接到史密斯的信后，写信对他说：“知道你还活着，而且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们太高兴了......中国人能让你写信，说明他们并不像这里所宣传的那般。”美俘罗兰·汉米尔顿的父亲给他的信说：“我很高兴他们待你很好，有暖和的衣服，也有很暖和的房子给你们住......你应很好地报答他们。”另一名美俘的父亲来信说：“你们年轻的小伙子为什么不团结起来、签名呼吁和平呢？”

英国战俘麦克尔接到母亲来信后，对同伴说：“我妈妈在信中说，英国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朝鲜战争，让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早日回家。我妈妈也参加了这样的游行。妈妈说：‘我要儿子，不要战争！’”

战俘们和他们的亲属对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以及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热诚帮助他们沟通联系，非常信任，非常感激。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一位老太太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写信请求帮忙查找她的孙子。她的信说：“我写信给你们，是想问一下，查尔斯·伯纳德（Charles Bernard 军号43008991）是否平安？她可否给我来信？我可否给他写信？我非常疼爱他，他是我的孙子。我上了年纪，想收到他的信。”

美国战俘拉夫斯·道格拉联络同中队的114名战俘同伴，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写信表示感谢。信中说：“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同所爱的人传递信件；感谢北京的广播电台使我们能同家乡亲友谈话。”联名信坚定地表示：“我们反对战争，拥护和平！

（六）

为了给战俘们转递信件，我们曾付出血的代价。

志愿军停管处干部王玉瑞于1952年6月24日，奉命携带大批战俘信件去板门店，打算送交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转给美方。王玉瑞所乘吉普车从碧潼出发，行至沙里垸时，遭遇美国飞机轰炸扫射。

王玉瑞同志和司机当场牺牲。王玉瑞同志是朝鲜战场上惟一牺牲的一位俘管处工作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