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二战史，感觉希特勒一直被纵容，一步一步膨胀，最终走向毁灭。但希特勒的野心膨胀，是不是英法美共同有意给他挖坑让他跳进去，以便最后摧毁他？

这个问题正好反映了‘大众对绥靖政策的认识’和事实相差有多远。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首先一个经常被搞混的问题是：‘绥靖政策’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绥靖（appeasement）’政策，按照‘绥靖’这个词的定义，结束于1939年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对德最后通牒/宣战的时间内。所谓‘appease’，指的是通过出让经济、政治、帝国和其他小国的利益来换取和平。在1939年张伯伦和达拉第拒绝允许纳粹瓜分波兰的那一刻，最晚在两国对德国正式宣战的时刻，其政府就停止了绥靖选择了战争。

所以不存在什么‘战争初期的绥靖政策’，战争根据定义就终止了绥靖；这一政策开始于拉姆斯·麦克唐纳德和史坦利·鲍德温——而被张伯伦结束。同样在法国战败前夕5月25-27日之间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有关是否对德何谈的矛盾和‘绥靖’没有任何关系。战争中战败和对手和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就算是整个30年代中没有任何‘绥靖政策’，双方在35-38年直接开战后盟军战败，同样可能会有是否何谈的问题。

其次，有关绥靖的‘historiography’。在学界的角度来说，绥靖的功过是非甚至背后的原因，仍然在辩论中。到今天因为档案逐渐得以公开我们应该说对很多问题都有了比较好的认识，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压根就没有档案留存，所以只能猜测。

对于绥靖的认识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战争爆发后直到60年代。在这段时期里，和法国、苏联、美国或者大多数参战国一样，‘正统’史观仍然把战争描述为不可侵犯的‘圣战’。这一时期非常典型的大众作品是《罪人（Guilty Men）》，作者笔名‘加图’，实际上是三个记者/议员的合书（保守党的Peter Howard, 自由党的Frank Own, 工党的Michael Foot），丘吉尔的二战史和各种传记，以及诸如John Wheeler-Bennett, Namier之类的早期作者。

这一时期对绥靖政策的结论非常明确：这是无能的政客施行的错误的政策。典型的例子是丘吉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战争（unnecessary war）’；而《罪人》里面的秦桧们包括张伯伦，麦克唐纳德，史坦利鲍德温全部三位三十年代的首相和一系列高级公务员/政客。显然，在这个叙事角度里，丘吉尔和艾德礼是‘赢得了战争的伟人’，而绥靖罪人们：1，没有认识的希特勒和纳粹的危险性和野心；2，对和平主义和外交手段存在幻想，对再武装没有足够的重视；3，外交手段低劣，未能成功在满洲危机（入侵东北）和阿比西尼亚危机（意埃战争）中保住国联，或者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组建法俄英同盟。

自1960年代著名的Taylor Thesis开始，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对战前历史的‘revision’，绥靖的传统主义观点也收到了一系列挑战：

首先，‘希特勒真的比其他战争发起人更加危险吗’？或者说，1939年的战争究竟是本质上就有‘独特性’，还是本质上和其他的战争没有质的不同只是扩散到了全球呢？战争是否被胜利者神话了呢？Gunter Moltman和Andreas Hillgruber与Fischer等本来就对希特勒是否有欧洲之外的征服野心存在正义，而‘意识形态论’主义者也有纳粹主义是否真正相信自己鼓吹的意识形态的讨论。到了60年代泰勒之后，对于绥靖问题来说，如果希特勒本人并不是一个早有预谋早有庞大计划的野心家而是一个普通的机会主义政客，那么1939年因为波兰问题对德宣战的选择本身就有问题了。泰勒本人对此的论述就非常典型：他认为1935的阿比西尼亚危机中，英法的软弱和退让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但是到了慕尼黑，在此时的情况下选择让步却不比1935年更加糟糕，而到了1939年英法出乎希特勒的意料突然停止了让步而变得不惜宣战的时候，战争已经无可避免的进入到加速轨道了。

这个角度有时候也被叫做‘结构论’：问题不是或者说不只是希特勒这个‘驼乱’，而是战前的国际外交存在结构性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世界大战注定爆发’，而是‘一场本地战争和外交摩擦被失败的系统变成了世界大战’。David Gillard，这一观点的极端主义者，认为1939年对波兰的保证才是外交败笔。

其次，抛开上面这个争议性的话题不谈，传统的‘绥靖’观点里面也有很多事实性的错误。

比如丘吉尔和‘加图’都指控张伯伦在职期间‘没有有效组织再武装’，这一点就是事实性错误的。最典型的例子是：Paul Kennedy和John Ferris，两个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左经常拆台的重要历史学家，在1930年代中后期再武装问题上都认为张伯伦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积极战备。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点，在纯粹‘军事’的角度上来说，虽然法国在1935-1941年间的‘再武装’速度（远远）落后于德、苏、英、日；但是英德之间对比35年后英国再武装的速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Marder就指出，1935年时查特菲尔德的备战状态并不好，而此后一系列国防缺口都得到了修正。Ferris认为，进入30年代时，UK有最好的再武装起点而37年的再武装形势要好于史坦利·鲍德温的任期。Andrew Boyd进一步非常乐于指出，1935年到1942年间，UK自己的海军产量可以和整个轴心国匹敌。1935-1937年的海军计划和三个最终成为轴心国的国家的总和相仿在各个大的舰艇类别下也基本相仿。而1939年到法国沦陷，大西洋之战危急（或者说反潜战突然从大战的北海/东海岸之战变成了‘大西洋’之战）以后至少4艘主力舰和2艘舰队航母的工程放缓，资源被投入护航舰后，虽然35-42年间的主力舰产量不再能够和轴心国总量相比，UK和加拿大却建造了数倍于轴心国的护航舰。在美国参战时，每一艘处于战斗状态的U艇此时要对应4艘处于战斗状态的护航舰，远远（远远）大于战争爆发时的数字。在航空和陆军方面，再武装尤其是UK的再武装要失败一些，但是陆军从始至终只是法国陆军的补充，而RAF的轰炸机优先政策和间战期间的战略轰炸思想息息相关，并不是绥靖主义者能够改变或者解决的（丘吉尔本人对此深信不疑，顺便一提1927年新加坡基地工程延缓他也是重要鼓吹人；他和艾德礼或者说所有人在这件事上手上都不干净）。

简言之，‘再武装的速度’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30年代后期UK的绥靖主义者绝对没有忽视再武装。无论在慕尼黑之前还是之后，‘盟军’的再武装速度是快于轴心国的，而德国反过来决定性地快于法国。战争早期的失败不是简单的‘没有准备’，而是‘什么地区在准备，这些地区的参战时间如何’的问题。

其次，在‘经济战’的角度上来说，Paul Kennedy反对传统叙事里‘1937年应该进一步扩张（已经异常庞大的）再武装计划’的观点，他认为这是此时期凯恩斯主义的荼毒而进一步增加再武装计划不但不会刺激经济，反而会影响战争时期的长期续航力。1937年UK已经出现了大萧条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结束’的迹象了。虽然此时再武装刺激了全面的国防增产，但是当年年底的经济指标还是达到了峰值出现回落。肯尼迪认为‘张伯伦的行政能力毋庸置疑’，他对经济的把握和管理让UK和帝国有了支撑过世界大战的能力。

最后，则是法俄+英的‘大联盟（Grand Alliance）’在此时是否可能的问题；

今天我们对此时日英和英苏关系因为档案解封有了比50年代时好得多的认识。Keither Neilson，Hugh Ragsdale和Geoffrey Roberts都在英苏关系上发力而Antony Best有一本非常非常详细的英国对日情报研究。

简言之，对日关系的问题上，虽然海军部有军事决策的错误，但是很难认为在内阁层面上存在什么间战后期的政策问题。在1923Corfu危机到1935阿比西尼亚危机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了，Uk及其帝国不可能有同时防御欧陆（德国）、远东（日本）和地中海（意大利）威胁的能力。这既不现实，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而如之前反复提到过的，日本最终走向战争深渊是自中国战争爆发以来一系列错误决策积累的结果，即便如此也需要法国沦陷这种改变历史走向的支点事件才最终推动了战争的爆发。在对苏关系的问题上，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必要’而是‘有没有可能’。苏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如果莫斯科决定投入资源保护欧陆稳定，其又有多少能力真正投送部队保护没有共同边界的捷克斯洛伐克。另一个问题是30年代末期苏联的军事形象先被波兰战争之后是北方战争严重影响，如果其军事力量不能真正投送到德国威胁的位置，那么单纯法俄同盟可能会做出反应的‘潜在可能’能够阻吓希特勒的侵略行为是很不确定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海军部担心可能会立刻引发‘疯狗’式的反击（指的是‘如果长期来看军事优势在慢慢消退，一方可能会选择立刻发动战争；最典型的特点是1914和1941’）。

总的来说，虽然整体上来说所有人都认为30年代末期日后将要成为盟军国家的各国没有能够有效地组建联盟（如果盟军参战国从始至终同时参战战争会很快结束），绥靖主义的批评者们却没有什么统一的‘连横方针’，不同的人批评不同的国家间没有能够有效建立共识：比如英法，英苏，英美，日英之间。所以虽然在事后的角度上来说，外交上显然存在问题——‘作为时人还能怎么做呢？’传统叙事中认为‘哪怕是平庸的政治家也能做得更好’是不是不合适的呢？

到了90年代，和大多数历史问题一样，最终结果当然是revisionists和传统主义者重新‘靠拢’。93年Parker的《张伯伦和绥靖政策》开始，到最近19年Tim Bouverie的新书《绥靖主义》都选择了更加‘融合式’的叙事。

这就回到了题目中的问题了：

‘绥靖’，尤其是张伯伦和达拉第时期的绥靖，是‘挖坑’吗？

答案是非常明确而不容辩驳的：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有张伯伦的个人文件。注意支持绥靖的人，就好像反对绥靖主义的人一样，有非常复杂的组成。军方支持绥靖很大程度上单纯是为了争取时间，战争每晚爆发一天在此时都意味着新的战舰、火炮和航空器入役。而此时真正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也是存在的，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反对军事冲突。同样也存在希望再武装可以阻吓纳粹分子避免战争爆发的人——比如张伯伦本人。

Samuel Hoare, John Simon, Horace Wilson，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毫无疑问地不是在用绥靖‘挖坑’或者‘拖延时间’。张伯伦本人和他的姐妹们定期写信，在信中很明确地能看出来他真真正正希望外交妥协可以换得和平（反而再武装才是换取和平的工具，他希望‘我们不需要再武装下去’）。

和平就是最终目的。(进一步应该指出波兰问题时希特勒的信誉低到了什么程度，以至于张伯伦和达拉第对他宣战)

除非他无时无刻不戴着面具生活，在全国，选民，同事和家人面前演绎了一出不同的人格，那么绥靖主义的‘大头目’们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阴谋论。认为存在什么挖坑，是反历史的，是反智主义。

而至于这是不是纵容，就不得而知了。

John Simon曾经问过‘What else could Chamberlain do, other than what Chamberlain did？’

而虽然我们今天有非常丰富的个人文件作为资料，有越来越多的解封的各国档案和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如Andrew D Stedman指出的，‘至今却没有太多材料记录内阁研究过的替代方案’。为绥靖辩护者有之，批评绥靖者有之，但是这是不是纵容，就很难评说了。本质上来说，如果这是纵容的话，那么‘还能做什么’？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或许应该封闭苏伊士河口，但是35年以后尤其是抵达慕尼黑的时候，‘还能做些什么呢？’立刻开战兵发柏林？国内政治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吗？这样做又会不会重演1914年的悲剧把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提前引爆？还是应该彻底孤立主义坐看世界杯火焰吞没？

在今天哪怕对泰勒年代的‘周年反思特刊’都汗牛充栋的环境下，对绥靖主义的整体评价应该说反而要一致一点：这是个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做出的可以理解的选择。虽然那些在30年代中叶意识到战争将至的人（比如，丘军棍，一个1927年反对加速新加坡要塞建设但是35年认为要加强马耳他塞得港防御的人）确实有远见卓识，但是那些不认为一场阿玛吉顿式的战争必然爆发的人——没有任何必要以阴谋论的视角审视之。后者才是时人正常的反应，不能以预知‘39年一定会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的角度来看待。39年战争就不一定会爆发，哪怕一定会，时人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