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梦龙

之前，我在《当官僚主义遇到客观规律》一文中谈减员增效时，稍微聊了聊官僚主义这个问题。有同学提到，新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打破上下隔阂，从而对传统官僚主义起了抑制作用。但在现实中，我们观察到并不完全是这样。

技术的进步与边界

(资料图)

当代社会无疑是在进步。和过去相比，在新技术下，当代无论管理的手段、制度的完善，上级意志的贯彻落实，都比过去有了很大提升。我们能完成像全面脱贫攻坚这样的超级工程，不仅有赖于社会资源的丰富，也有赖于行政能力的提升，使其能较多的落到实处，而非变成一场大表演，这在过去是难以办到的。

但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使官僚有了更多工具，手段，时间，可以实现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多年来，社会物质文化需求的高速增长与社发展的相对滞后，积累了大量历史问题。而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旦陷入瓶颈，新体制未确立，旧体制又乏力，用旧方法处置层出不穷的新难题，新旧脱节，难免力有未逮。

新技术条件下，权力边界迅速扩展，社会治理工作量也随之急剧增加。社会的发展，使人民要求体制提供更有效的社会服务，这是合理应当的。一个现实问题，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比我们的诸多体制内干部，特别是当打之年的中层干部高了许多。而应对这种诉求的，又是按前信息化时代设计的行政服务处理体系。

我们的社会不到二十年前还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而如今已经迈入城市市民为主体的社会。这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为了应付这种变化，上对下的施压和下对上的劣势都被进一步放大，权责倒挂的情形变本加厉，不可避免导致了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泛滥成灾。

当代的社会进步确实在加速，而问题的形成与爆发也在加速。过去一两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往往一两周内就必须完成，而同样，过去要一二十年才会爆发的矛盾，如今一两年内就要设法解决。这种只争朝夕的压力下，无论体制内外，今天的人们难免有当代社会治理异常刚猛，政策变化格外迅速，使人目不暇接，乃至猝不及防，生出急功近利之弊的感觉。

正是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当代的官僚主义并没有偃旗息鼓，反而近年来有一种愈演愈烈之态。今天，我就通过一些现实生活中离大家不远的实例，具体给大家谈一下当代的一些新变化。

以基基层APP推广中的官僚主义为例

我们不妨从APP说起。APP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近些年来也在基层进行了大规模推广应用。通过电子化办公的手段，数据留痕，有据可查，应该说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

但基层常见APP使用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截止日期马上到了，上头拼命的催，下面拼命的登，系统拼命的崩。绝大部分的APP不好使，设计简陋，内容不接地气，难登，难用。

比如某个食品安全的APP。基层的检查对象往往是农村老人的乡村小店。其考评项目却集中在法律宣传，业务考核，专人专职等大型商场才有的内容。对省市来说，这样设计倒无可厚非，但逐级落实到最基层，还通用一个模板，难免就有些抽象，难免使下级要应付了事。

通常说使用间隔期越长的APP，问题就越严重。每天一登的APP还能勉强使用，如果项目是一个季度一报的，就铁定没法用。大量的APP有意无意都是按所谓专职设计的，这其实体现了某种管理意图或者叫野心。而现实中的基层长期人手不足，一人多职是常态，惯于把工作压到限期之前突击完成。自然流量一大，服务器肯定崩溃。

按理说，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这些问题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改善。但通常的情形，大多数APP生存期都很短，政策的风头一过，没等改到能用，就没人提起了。于是，绝大多数APP给基层使用者的体验都很差，徒然增加了工作量，也没起到多少实际作用。

与此同时，APP的跟风同质现象也很严重。比如下级有个XX通，上级通常也有个XX通，都以便民服务为主。但往往两个程序不但同步存在，甚至还会出现县官不如现管，下级不太完善的程序，倒更强调压实推广任务。这当然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对很多地方来说，这种跟风，体现的是一种态度，至于好坏则是一种能力，往往不太讲求。

APP推广拉人头现象，也是当代基层常见的。很多APP以便民为旗号，但群众既不知晓，也不使用，完全成了政府的独角戏。这种群众和政府长期的脱节、冷漠，本身是基层管控能力下降的表现。APP的推广本意解决这个问题，使群众更方便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但实际上没起到多少作用，甚至有一定的反作用。

对当代基层来说，大多数APP所要求的能力，确实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畴。许多APP的推广，对他们来说，类似于要猫给自己系铃铛，纯属自找麻烦。由于基层长期的资源紧张，对服务业务这种做好无功，做坏有罪的领域，始终处于一种能省则省的状态，尽量把资源放在产业发展等出业绩的领域。群众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爱入公门，本身就表达了一种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

比如说某个家庭医生APP，本意是便于农村老人通过网络预约来寻求医疗救助，方便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农村家庭医生这种服务，最早是从扶贫开始推广的，由基层医护工作者对登记在册的农村弱势群体，定时上门提供医疗服务。

这当然是一种好政策。但现实中，基层卫生院确实又缺乏足够能力进行点对点的服务。基层医护这些年因为防疫的缘故，本身承担的各种任务就很重，负责少数贫困户已经勉强其难。能够定期下村组织老人简单体检，算是当前基层医护资源能承担的极限，普惠广大农村老人实在力有未逮。

实际上，它对应的对象，也就是农村老人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意识和诉求。且不说，许多农村老人使用APP和网络预约之类的技能都不具备。重要的是，他们在实际体验中早就发现基层卫生院的能力边界在那里了，装再多APP也只是多此一举。

既然上无能力，下无诉求，群众就算装了以后，除了替基层点卯，也没有多少用处，自然这玩意处于既无宣传，也无口碑，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状态。

大多数便民APP，只要上级不持续施压，比如某种功能非此不可，就像当初的健康码一样，过阵子往往就无人记得了。但这也很讽刺，如果一种便民服务发展到非此不可，会影响生活，那它还算便民吗？

由于KPI的压力，APP的推广主力只能是工作人员，很多人不得不像传销拉人头一样去推广，结果便民经常成了扰民。更多时候，大家也不愿意去折腾老百姓，只好折腾自己，尽量靠公职人员及其近亲属敷衍了事。株连九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公职人员的七亲八戚被强制注册一堆APP，非如此不能完成任务。这种情形无疑既浪费资源又增加了基层负担，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

如今APP存在的问题，从政府推动电子化办公那年就存在了。各种内网系统至今存在的问题和当前各种公务APP的现状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如今APP涉及的面更广，出了公职人员的圈子，波及到一般群众。

类似于APP这类新技术的应用，依旧延续了政出多头和重复浪费的旧现象，还有只关心数字不关心实质的传统形式主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带来改变，而是以新形式创造新问题并愈演愈烈。

实际上，旧问题当然存在，而不少问题是新时代才会发生的。在APP推广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归结起来是基层在旧思路的指导下，被迫使用旧的手段去满足新技术进步带来的新要求，强行用旧硬件运行新软件，新旧冲突必然导致不适应，甚至效率不增反减。

比如说，我们还以APP暴露的问题来看，换一个角度或许就有不同的结论。一个例子，很多基层干部应该都对疫情期间，大量繁琐重复的报表记忆犹新。其实，大数据时代，大量的数量交汇，处理是正常的，是一种未来发展的趋势。单纯的数据处理，哪怕量大，在当代绝不是难事。实际上一些单位的年轻人善于使用办公软件自带的函数工具来处理大量信息，对各种数据的有效提取，导入，分类，对比，效果是不错的，很少出现数据量大导致耽误事的情况。

大数据的处理从来不是疫情期间被诟病的问题，反而是我国在信息化社会管理发展这条道路上，后来居上，领先于外国的一种特殊优势。整个过程，真正不合理并为人诟病的，是对大量数据处理，刻意追求人工处理，特别强调纸质化，且不同部门重复堆叠，无不要求留痕到人。

结果大量浪费了一线人力，还使群众牵涉其中，怨声不断。其本质是基于责任分摊的考虑，不顾效率，强行用旧的手段去处理新的变化。

传统的形式主义是固然是老问题，但新技术条件下，只靠旧手段还幻想在新形势满足新要求，必然激发出更严重的新问题。我们从长远来说，基层的运作应该适应大数据时代，但要依靠的不是基层干部没日没夜加班，这不是什么美谈，这是一种无能。进步要依靠要更先进的管理机制和技术手段。

就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那个家庭医生的APP。现在确实不好用，对基层和患者都没起太大作用。但如果医疗资源能进一步充实，社会的信息化发展程度更好。点对点服务，对效率提升上肯定是有意义的。

这当然不应该建立在对医生的过度剥削上。比如不能让医生上班看病，下班看APP。但如果让医生上午处理门诊，下午处理APP，及时指导患者就医问诊，而患者变成工作繁忙，平时不便请假的年轻人。特别是医患双方在现实中有一定交集，比起网络上的那些真真假假的医生，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许多app，确实今天来看粗糙，多事，给基层增加了负担。给App拉人头使基层干部痛苦，它们中的大多数在现阶段对群众的用处不大，以至于旋起旋灭。但我们不妨想想，这些App推出的初衷，也是群众有客观需求，或者是行政进步的探索。归根到底，这样的探索是好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浅尝辄止上。

我们不能指望体系和工具能一夜之间成熟，改进的工作应该持续下去，才会有完善的一天。但由于上下的沟通不畅，群众的参与度不高，许多资源被重复浪费，经验教训没有及时吸收，使这种工作很多时候不得不重复发明轮子，这是很让人可惜的。但这些最初的尝试，依然代表了未来一种发展的方向，一种给人民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期许。

实际上，我们放眼未来的社会治理，或者说当代已经体现出的一些社会治理的变化苗头。这些变化无不体现出群众更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也要求体制要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更精确地反馈群众意见，及时把问题传导到负责任的有关部门手上。

这就是我们当代日益追求的精细化管理。而要实现这种精细化管理，我们也不妨承认，靠现在这样严重疲敝又长期人员不足的基层组织是难以做到的。这不是靠深挖潜力就能实现的，这是能力要跨代的问题。哪怕把我们的基层干部撕成几块，也无法真正满足大量上级部门专业化，精细化的要求，更不用说那种足够的精力去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管理和行政服务诉求。

如今，臣妾真做不到，这该怎么办？就像我们在上一篇说的，不可能指望大规模加人，能维持现有行政队伍就不错了。根子上说，这也不是加人就能解决的问题，面多加水，水多加面，怎么能治本？

从长远看，一方面当然要优化人员配置，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之后的文章来还会进行专门讨论。而像APP或者人工智能一类新技术工具，应该进一步在社会管理中使用，取代传统治理和减少人工成本。在经济困难时期，这是很有必要的。长期来看，人口规模的缩减，行政队伍也必然缩减，减员增效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

社会治理体系的转换——痛苦与必然

目前，我们在新技术运用上有问题吗？有，这种问题，主要不是技术的不成熟，而是人和体制的问题。当代新技术的关键并不仅是提高了系统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上对下的监管能力，或者说一种潜力。

大部分部门，都有一竿子管到底的意愿，由间接到直接，这是一种权力的扩张。我们从很多APP或者内网系统的设计就能看出来，几乎都在追求一种专人专职的效果，格外强调数据留痕。和以前的糊弄相比，现在基层工作量的增加和这种较真，并且上级部门第一次拥有了可以较真的能力有很大关系。

但在现实中，大多数部门从最初设计上又确实不具备管到底的能力，自身也不愿意承担管理的责任。从合理行政的角度说，权力应该和能力与责任相适应。而永远试图扩大权力和只要权力，不要责任的做派，则是一种官僚本能。最终的结果，是权力跨越了能力的边界，在下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监管和落实的能力，必然荒腔走板，虚应故事，成为问题丛生的根源。

同样，我们的基层本来就是基于一种通用化而不是专业化来设计的。干部强调是一专多能，但大多数时候，专谈不上，全能倒是有的，以适应用更少资源满足运转需求的客观压力。相应的，这种能当然也只能是缩水，勉强够用的。多年来，基层在这种恶劣环境里积累了许多习以为常，又完全和新时期冲突的旧习甚至劣习。

以积弊而言，基层往往自认为自己是被压迫的一方，抱怨问题来自上级。其实基层自身蔓延浸透，又不自觉的官僚主义做派，及其产生的问题并不比上级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将在今后的文章中继续讨论。

当代的体制上下，都在新时期有严重的不适应，又要强行应付，自然大家都很难受。甚至一般群众都看出了这种不适应，不时还要受到波及。在一个发展的瓶颈期，这种新旧矛盾就显得尤其突出和让群众不能忍受。

数据化管理是一门学问，不但要具备专业的技术素养，更需要理念乃至体制的更新。如果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抓权的新手段，甚至一个装饰门面，自然会导致新技术的变样走形，成了一种压迫的工具，而不是一种进步的工具。

当代的行政运作，特别在对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上，其实有点像当初的洋务运动。技术上的进步潜力绝不仅限于此，上级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但落在下级又往往用旧手段，旧思想，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人为增加了许多窒碍。

但从长期来看，一种深刻的变化最终要发生。哪怕这种发生会把旧的体制冲垮，导致大量旧体制的依附者被淘汰。历史大势总是这样，在螺旋中进步，又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这个过程绝不快乐，带着强烈的，撕裂肉体般的痛苦，又无法避免。社会要以什么样的代价从旧的体系转向新的，则是我们应该持续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