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提得好，但彻底取消不合理。

(资料图片)

个人养老的问题在于，人在跨期收入规划上并不是理性的，很难对自己的寿命和养老金需求量有足够的认知，也很难抑制及时行乐的消费冲动，从而难以攒够养老金。在这个意义上，养老金实际上是国家利用国家层面的数据和精算能力在帮助个人进行理财规划。

代际养老的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已经缺乏足够的社会道德压力来保障“孝道”的实现，城市化也在抑制生育率，从而带来“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问题。这在古代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但现在我们要尽可能对每一个人负责，不可能放任老人冻毙于风雪。因此，养老不仅是个人或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国家养老金制度也是一种有限的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制度。

现在的养老金体系，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1）体制转型欠账：以“国企办社会”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大包干的结束，使我们的养老金体系承担了体制转型带来的欠账，很多人只交了10来年社保就开始领退休金了。

（2）从微观层面看，个人养老金缴纳和领取额度差异较大。考虑到养老基金有财政的兜底和补助，对领取额度高者更加有利，所以甚至有劫贫济富、放大贫富差距之嫌。

（3）从宏观层面看，国家的中长期人口变化对世界各国的养老金制度普遍造成了严重冲击。人口的萎缩、社会的老龄化，无论是不是养老金制度造成的，都造成了缴纳养老金的年轻人口锐减、养老金亏空严重，不得不违背制度建立之初的承诺，进行延迟退休改革，或者利用高速通货膨胀实际压低养老金购买力，逼迫老年人出来打工补贴家用。

也就是说，国家的人口和财政精算“失算”了，这可能是忽视了城市化人口净出生率降低趋势的结果，也可能是忽视了养老金制度本身对人口的“反身性”影响的结果。

从微观层面理性规划一个人的终生收入、使其“自己为自己养老”成为可能，却使个人失去了传统社会“养儿防老”的最大生育动机，从而导致这种跨期收入规划本身的失败，这是理性和现代性的标志性失败。跨期收入转移的金融幻象，实际上是以社会层面的“养儿防老”为基础的，但却对这一基础釜底抽薪，这真是对人类智慧和这项社会工程的莫大嘲讽。

然而，基于前面说的理由，一个父爱主义的现代社会仍然需要养老保险制度。我的改进建议是：

（1）通过向养老基金注入国企资产或财政资金的方式弥补体制欠账，相当于将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部分国民财富以养老金的形式返还给为那个时代做出了贡献的人。

（2）加强养老基金的统筹，也就是进行有限程度的转移支付，降低中高收入且劳动关系稳定（即铁饭碗）的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的养老金领取额度（一个老人一个月1万多的养老金，在现在的物价水平下，真没什么必要，一般这种人的积蓄和房产很多，子女也收入不错，完全不靠养老金生活的，基本都给了子女），将节省下来的资金补贴给每月只能领取几百元的低收入老人（一般是农村老人）。这一方面能够降低贫富差距，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又部分填补了体制欠账。

（3）养老金的缴纳和领取既要考虑个人的收入，又要考虑个人和家庭对人口的贡献。年轻时每多养一个孩子，老了就能多领一份养老金，很公平。生育意愿更强的低收入阶层、农村和边远地区家庭更能因此受益。